这位青岛籍艺术家归来，不仅带来他的最新水墨巨作《开国大典》，还有关于中国画创作新的观念与视野——

赵建成：艺术的本质是时代的胎记与投影

赵建成的水墨巨作《开国大典》

中秋过后，赵建成携他历时一年半完成的最新水墨巨作《开国大典》从北京回到家乡青岛。这幅原作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巨幅水墨人物画，长12米、高4.2米，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的点睛之作，如今量身复刻，悬挂于上合青岛峰会的举办场馆——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仿佛学成归来的孩子热切分享给他所热爱的故土乡亲的一枚彰显学业成果与实绩的勋章。而此时，距离这位年逾古稀的著名青岛籍艺术家离乡进京，已过去了16个年头。

赵建成 王雷 摄

自上世纪80年代直至2005年离开青岛，赵建成都是创造本土美术现象不可或缺的领军者：作为山东省创新水墨人物画的奠基人，20年间，他连续在五届全国美展中收获大奖，于整个中国美术界都是佼佼者；他任青岛市美协主席之时，“强势”之名已然在外，青岛美术创作于第十届全国美展上的现象级巅峰，便在其任期内成就：水彩画、中国画、油画、版画全面“开花”，斩获一金二银五铜，获奖总数占据当年全省的半壁江山……风生水起之际，年过半百的赵建成收到当时文化部的一纸调令，离青入京，去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学术探究，并自此开启个人创作生涯的全新之境。

2007年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创作《国共合作——1924·广州》；2012年创作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民族会盟——七溪会阅图》；2018年为“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创作《康熙西征》……其中，2012年为北京市精心研磨推出的重大历史题材作品《换了人间——1949·北京》。一系列影响全国、记录时代的重大题材巨制，让赵建成在纯粹的学术征途上再上层楼，跃身中国画的当代大家。

在中国美术界独树一帜的历史画叙事中，赵建成另辟蹊径。而面对传统水墨的传承与创新、人们对当代性表达的质疑与困惑、中国历史画创作传统之于艺术家个性表达的限制，他总能够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蹚出一条唯我独行的路径来。年深日久，技法与经验持续累积，艺术家的创作不但没有随年纪的增长而僵化老朽，反而愈发满溢创新创造的热情与欢欣。

这位共和国的同龄艺术家告诉记者，艺术原本“应逢其时”，因为艺术是对于时代的创造性表达，它的本质正是时代的胎记与投影，没有创造不能称其为艺术；不与时代同行的艺术，则不具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在限定中实现丰富立体的关照

记者：《开国大典》的创作历时一年半，为这次创作您具体做了哪些准备？

赵建成：我是在2019年下半年，接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交给我的这一创作任务的。应当说，以中国画这一民族艺术形式讲述开国大典，是文化自信在艺术门类上的具体体现，其国家意义、文化意义重大。但是要在一年多时间里完成它，无疑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为了绘制《开国大典》，赵建成画了近百幅人物素描。

在此之前，我曾历时5年，在2012年完成了为北京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组创作的《换了人间——1949·北京》，当时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查阅近3万张历史照片，还有大量相关文献史料，画了近百幅人物素描，为寻求贴切的绘画语言和表现形式作了大量实验性探索。这些积累为2021年《开国大典》的创作完成做了重要铺垫。这幅作品之所以能在一年半时间内、而且是疫情期间完成，多亏了这些前期积累。

记者：您是在图片和影像资料中选择画作所要表现的人物形象和具体场景的吗？现在回想，创作中遇到的最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赵建成：历史画的创作，如果一味根据照片影像来临摹，一定是死的。照片只是历史的依据和参考，关键在于如何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与性格，准确捕捉他在历史情境中的心理、姿态、表情。对每一个人物，我力求综合他们的历史功绩、共和国时期的作为、命运的结局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立体地关照，塑造出他们的精神世界，达到骨子里的“像”。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专家为我的这次创作确定了三个原则：一是必须是开国大典的具体仪式场景；二是必须有天安门的场景；三是尊重历史事实，未出席者不能入画。本来中央人民政府一共有63位开国元勋，最终依据真实场景入画的是52位。比较凑巧的是，2019年一部前苏联拍摄的关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彩色纪录片公映，而在此之前只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段不清晰的黑白片，那部彩色纪录片我观看了近百遍，对开国大典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影片中，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都自然地站立，大家的胳膊都撑在栏杆上，大典现场是一个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场景。创作的难度在于，你不能够照搬原先的场景，其中的限定很多。要在限制中体现出丰富，还要出新、出奇，很难。我的创作数易其稿，一上来就遇到很多困难未能解决，始终不能确定下来的，是如何以52个人物为主体来进行整体的构图与立意布局。

记者：有关“开国大典”的主题创作，前有油画大师董希文的经典之作《开国大典》，中国画则有中央美术学院唐勇力教授的工笔《新中国诞生》。有没有从他们那里汲取些许经验和灵感？您的创作又如何展现不同的风格特质？

赵建成：董希文先生的《开国大典》，是空间大于主体物象的宏观架构，景大于人；唐勇力的工笔重彩推陈出新，融合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又吸收敦煌壁画的装饰元素。最初构思时一度很茫然，还是延安时期的一幅老照片激发了我的灵感。在那张照片上，毛主席一行人站在农村的土台子上，人与台浑然一体，拍摄视角从下往上看，只见身躯，看不到脚，而崇高严肃的气氛并没有减少。这个“台”的功能寓意让我兴奋不已。

将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群像，雕塑般地立于汉白玉雕栏的台阶上，台阶演化为一个不可撼动的基座，在其上“雕砌”出新中国的希望。开国元勋身上积蓄的博大、深沉、厚朴、凝重的情绪，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与魂魄；他们胸前的红布条，则是象征民族精神的火炬、战火硝烟中屹立不倒的红旗……人是一切艺术的重大命题，正是这一理念，决定了我的创作要以人为主体、天安门元素为辅，这些构成了《开国大典》的基本图式架构。

赵建成创作绘制《开国大典》。（资料图片）

《开国大典》的创作语言是全因素的，它有着明确的时代烙印，造型、笔墨与色彩的结构。黑白灰、黄色、红色的交织使画面熠熠生辉，一派光明。这里面有我明确的艺术观念和思想，整个创作艺术形式的呈现，都带有强烈的独创性和个人色彩。

艺术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深刻

记者：十余年来多次参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历史画创作传统？在当前所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历史画？

赵建成：历史画创作，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的确已成为过去时，但在新中国，历史画创作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历史命运前行，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视觉的记忆，建立国家艺术形象，是文化强国的视觉表达，是在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树碑立传，建构独属于它的民族史诗。

就艺术本身的发展而言，中国历史画的创作，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大量吸收了世界绘画元素，加之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形成了新的历史画样式，这是对于时代的贡献。而历史画对于创作者也有着极高要求：要有好的基本功，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历史学修养。以《开国大典》的创作为例，人物从外在到内在的塑造，都很有难度，除了具备专业历史学的修养，还要有大架构、大画幅的主题性绘画创作能力，以及很高程度的写实能力。而这种写实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又汲取了西方绘画的价值，形成了中国画的变革。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学术变革，就一直在发生。

我曾说过，国家历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都催化了中国画全因素语言的发展形成，中国画已经不仅仅是工笔与写意的传统类别划分，而是融汇了中西绘画多种表现方式和元素。实际上，正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推动了中国画的历史变革与学术创新，改变了中国画的实践形态和样式面貌。

记者：您是否担心历史画创作会因为其历史的真实性而对艺术家的创造表达造成某种束缚和限制？

赵建成：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认同浪漫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德拉克洛瓦所说的：历史画创作实际上是画家依据历史的文本，像导演一样进行一次再创造。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本质上是不同的，但艺术的真实把历史的真实挖掘演绎得更加深刻，也更贴近人的心灵。人们在这一再创造中感受到的真实与深刻，不是历史的真实，却更加动人。恰恰是历史的真实文本和题材为图像与风格的塑造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性，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历史画画家已经向我们说明，他们是如何以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唤醒了历史的真实。

艺术必须是与时代并行的创造

记者：您在2005年离开青岛，当时来看，您在青岛的美术事业发展正渐入佳境，而且那时您已经55岁了，是出于怎样的决心，才让您跨出“背井离乡”这一步？

赵建成：文化部调我进京，是国家从全国向北京选拔输送人才，的确，当时我已经55岁了，卡在年龄的上限，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许多人都不太理解。而我的想法是，一直以来我都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到北京去做一个纯粹的画家，符合我的个人期许。在北京，在更为深厚的文化土壤里扎根，有更高的创作交流平台，或许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的情形也正是如此，在北京16年，我的整个艺术观念、绘画样式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者：中国画或者说水墨人物，当下尤其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我们常常提到一个词——守正创新，您个人如何看待中国画的发展前景和方向？

赵建成：在北京参加各种研讨活动，大多是关于中国画当下的发展路径的。我的认识是，在全球化背景里，中国文化的生态发生了变化，中国画是中国文化里产生的视觉现象，离开了传统的文化生态，它的语言用来承载什么、表达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当下的教育体系，能够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多少了解？我们的画家传统文化修养又有多深？我们的绘画样式，传统的成分还有多少？

我们给艺术的发展画了一个路径，叫作“守正创新”，而其实呢，首先要搞清楚艺术最大的本质是什么，艺术是时代的胎记、时代的投影，人的存在决定意识，人存在的现实决定艺术形态。一部美术史就是一部社会发展史，艺术必须是与时代并行的，只有站立在当下才具有价值，它的价值就是呈现当下的生命经验，是对当下的判断、结论和思考。

所以，有什么样的现实关照，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创作。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画范宽、徐渭、八大山人，用他们的语言无法解释当下这个时代，艺术是创造性的，没有创造不称其为艺术。

我们不必纠结中国画应该如何画，如果每个艺术家在当下都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汇集起来就是这个世界最可靠的视觉记忆和判断。因而艺术家真诚地表达自己就够了。当然你需要去读书，去深入生活，然后才能使自己的表达变得更加深刻。

人的厚度决定了城市的高度

记者：所以，您认为，中国画的发展首先取决于艺术家个体的当下创造。您个人是如何寻求当下创造的突破的？在您看来，水墨的创新语言究竟是形式上的创新，还是表现为内容题材上的变化？

赵建成：传统的中国艺术里面，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精神最为可贵，“不似”是我们对自然的再理解，画一座山，把我们的“意”放在里面，它就变成了一座精神的山，画家以“意”的关照进行再创造。当我们面临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们的手段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画必然要在继承之上寻求新突破，“徐蒋体系”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观点，就是中国画寻求发展突破的一个必然。

来北京之后我一直在进行历史文化名人肖像画的系列创作，我将之命名为《先贤录》，已经确定了100幅的创作目标，都是高2.6米的大尺幅。如今人们在绘画的观赏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对一般画幅是欣赏，而我希望大家去仰望、膜拜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座座高山，能够在创作中呈现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学贯中西的正大气象与庙堂风范，用绘画记录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作用与贡献的贤者，他们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坐标，没有他们，我们的精神是漂泊的。

显然，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来表达这些先贤，传统的表达方式是不够用的，这迫使我用全新的绘画语言，去不断尝试实验性的画法，这里面秉持传统水墨的元素，又有当代的笔墨结构方式。

记者：那么今天，我们又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当代的水墨创作？

赵建成：我有四点评判标准：一是绘画语言的原创性，当然要做到纯粹的原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起码超过六成；二是绘画语言对时代的承载力，像我之前说的，一定要与时代发生关系；三是绘画语言的体系化，这是技术层面的难度，直接体现为作品的辩识度；四是语言对当下和后世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认为上述四点，达到两个方面，就是优秀画家，达到三个方面就是“大家”，四个方面都达到就称得上“大师”了。其实一个画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什么。

记者：再回到您的青岛人身份，离开青岛之后，不知您对这座城市有怎样的关注度？十多年过去了，您觉得它在艺术领域是否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

赵建成：在北京，唐国强曾经到我的画室来，我们聊了很多。应该说青岛在艺术界、演艺界出了很多好苗子，他们移植到各地深厚的土壤中，有了更大成就。青岛人杰地灵，观念新，不守旧，但是相对而言，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并不很深厚，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青岛首先要正视的问题是，如何在天然优势的基础上，让这片文化土壤变得肥沃，让好苗子也能变得根深叶茂。青岛首先应该加大艺术人才引进力度，认识到人的重要性，毕竟，人的厚度决定了城市的高度。（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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