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11月21日

地点：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海拔3860米）

天气：14℃/-6℃ 晴

这几天愈发得冷了，最低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树上的叶子也快掉光了。来西藏之前，同事孙飞送给我一件足球队的长款大棉衣，我也早早穿到了身上，特别保暖。但是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一股股寒意仍然会往身体里钻。我所在的融媒体中心办公室朝西，整个上午都如同冰窟窿一般，有经验的同事自备了电暖气，我体验过，基本上是半边能烤出汗来，另外半边还是寒意阵阵。所以，我们上午上班的状态，要不就是冰火两重天，要不就是冻得哆哆嗦嗦。

进入冬天，日喀则的树叶已经基本掉光。

进藏已经9个月，到现在还有人问，适应了没有？我的回答一概是“适应了，挺好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伴随着习惯了的喘粗气的声音。虽然还不能像藏族同胞或者是常年在藏的干部们一样健步如飞，但是比起刚进藏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现在进入冬天了，氧气含量愈发得少，还不到低海拔地区的60%，但是面对缺氧状态下的憋闷和窒息感，早已变得习以为常，也早已修炼出用“腹式呼吸法”深呼吸。

其实跟最早的几批援藏干部比，我们已经很幸福了。第一批援藏干部到日喀则的时候，是住在自来水厂的宿舍里，从第二批援藏干部到第五批援藏干部则是住在老的援藏公寓里，什么制氧机、氧气罐，没有的事。第五批的一位援藏前辈曾经跟我说，直到他援藏快结束，还经常在睡梦中憋醒。这种感觉我在几次出差途中感受过，睡着睡着就在大喘气中醒来，迷迷糊糊再睡过去，再憋醒。一晚上如此反复几次，根本谈不上什么睡眠质量。

同事在窗外给我拍了张戴着鼻吸管工作的照片。

好在，在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关怀下，我们现在房间里有制氧机，有医用氧气罐。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公寓，第一时间就戴上鼻吸管“吸两口”，于是大喘气就不见了，心不慌胸也不闷了。如此一段时间，我们就习惯了伴着出氧口湿化瓶“咕噜咕噜”的水声睡觉、背后拖着氧气管干活，也习惯了在没有供氧设备的办公室工作。有的援藏干部甚至听不到这“咕噜咕噜”的声音就睡不着，总是以为氧气没出来。一位援藏的领导说，他经常失眠，而失眠的人是最怕风吹草动的，可是严酷的环境逼得他适应了听着湿化瓶的咕噜声睡觉，因为那咕噜声意味着供氧设备运转正常，心里便有了一份安全感和踏实感。我睡眠比较浅，有时就把湿化瓶里的水倒掉，听不到咕噜声，就时常把出气口扭到舌头边上试试有没有出气。但是氧气不加湿的后果就是，晚上鼻吸管吹出来的干燥气体把鼻腔吹得特别干燥，鼻粘膜被严重破坏，早上洗漱的时候就擤出来一块一块的血渣。

我们已经习惯了戴着鼻吸管工作。

戴着鼻吸管工作很有意思，就跟背后拖着条长长的辫子一样。我习惯用四五米的长管吸氧，优点就是拖着长管可以随时起身在房间里找资料，只要在它的长度范围之内，就可以随意拖着它走来走去，缺点就是绝不能超越它的长度一分一毫，有时忙起来太投入忘了摘管，想出门拿东西，唯一的结果就是被管子勒住，用省组领导形象的比喻就是：它会立即绷得紧紧的，将你的头高高拽起，那一刻，感觉自己就像是戴了嚼子的牲口，嚼子一勒，寸步难行，比牲口还要听话。有的援藏干部拖“辫子”习惯了，回到内地出差的时候反而就不适应了，晚上睡觉前会经常性地伸手去摸鼻吸管，摸了半天才发现是在内地，根本就不需要鼻吸管了。

在日喀则，拖着“辫子”工作的援藏干部比比皆是，拖“辫子”也成了工作之余的一项可以调侃的趣事。毕竟，相比十几年前二十多年前的援藏前辈们，我们的工作条件已经好了太多。相比那些常年在藏工作的干部，我们短短的援藏期又算得了什么。相比那些在昂仁县、那曲市、阿里这些海拔4300米以上地区工作的在藏、援藏干部，和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所保卫祖国边疆的将士们，我们这点事更是微不足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我们这样拖着“辫子”，唯一的执念就是要把日喀则、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好。（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记者 王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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