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0日 青岛日报3版(点击版面查看全部内容)
中外企业家探索新变局下的新机遇、新路径,寻找合作的新方向、新动力——
在青岛,锚定中欧合作新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世界走到了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路口的关键节点上,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中,2020中欧企业家峰会青岛论坛19日隆重开幕。200余位中外企业家相聚青岛,探讨大变局下中欧合作的新未来。
对于大变局下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更多人开始坚定信心。中外企业家联合会联席主席龙永图一锤定音:“今天我们在这集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连接’,把被切断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连接’起来,把被冲击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连接’起来,把国家和国际多边体制关系‘连接’起来。”
对于中欧合作的未来展望,现场海外连线的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充满期待:“在这个阳光明媚的苏格兰的清晨,我很开心可以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也期待中欧合作能共同开启新未来。”
青岛中欧创业创新合作发展基金投资启动仪式。
对于中欧合作的新路径,中外企业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新基建,未来中欧企业家将在人工智能、5G、智慧城市等方面迎来更多新机遇。在青岛,中外企业家寻找到了中欧合作的新方向、新动力。
发出开放合作新声音
疫情发生让全球经济充满诸多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造成经济全球化逆流。在犹豫和迟疑中,世界需要听到凝聚共识的声音,坚定开放合作的信念。论坛现场,众多嘉宾从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等层面发出了坚定开放合作的新声音。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在晦暗不明的形势下,每个国家都在努力寻找光明,如何应对当今这种局势?唯一的答案就是合作。”法国政府前总理、中外企业家联合会联席主席让-皮埃尔·拉法兰认为,开放合作是站在十字路口时唯一的选择,各国之间应该保持平等、有效的对话,坚持以多边主义促进相互合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也无法逆转,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是顺势而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已表明,开放是发展的主线之一,开放是世界各国发展所必需的战略,这是我的坚定信念。”
戈登·布朗表达了同样的信心:“我们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当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就能燃起希望的火焰。”他认为,在应对疫情方面,世界各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力,目前全球治理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气候变化、贫困人口、病毒,而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合作,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全球治理中所展现的力量,未来仍将影响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更多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企业家们支持开放合作的声音更多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我们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逆全球化尽管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全球化会不断被挑战和修正,但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祁斌说,作为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已经落地了六个双边基金,覆盖了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体。
各国资本、产业之间的深度嵌入意味着去全球化是“逆势而为”。连连支付国际总裁朱晓松兴奋地分享了一个数据:从今年一月到现在,连连国际的跨境支付业务几乎每月都有100%增长。“我们的对外贸易完全没有一点停摆的迹象。”朱晓松说。
“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中取得的成就,是让我们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我们期待与中国的合作。”戈登·布朗开玩笑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中欧双方共同发出的合作强音,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注入了稳定力量。
寻获中欧合作新动力
“未来我们将通过资本运作,把更多的欧洲隐形冠军企业带到中国来。”法国欧瑞泽基金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太中国区总裁陈永岚说,欧洲企业将在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创造更多价值,中国也将收获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赋能。
论坛上,众多嘉宾讲述了中欧合作间发生的故事,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欧洲的赋能、加持;而来自欧洲的企业家对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资本力量充满期待。
“我们公司跟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150年前李鸿章就曾带领代表团去过蒂森克虏伯,现在,我们在中国有6000多名员工,去年在中国营收超过32亿欧元,我们与中国密不可分。”德国蒂森克虏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瑶琨动情地说。戴姆勒集团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认为中国是奔驰至关重要的市场,“因为有中国市场的存在,我们预计今年销售计划还能完成,中国在汽车市场方面的恢复一枝独秀,让我们充满信心。”
中欧企业家间显露出的强烈的合作意愿,当天就收获了回应——青岛中欧企业创新合作发展基金宣布成立。这支基金由青岛国信发展集团牵头发起,青岛市科创母基金、青岛国信创新股权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海洋创新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青岛海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参与出资设立,总规模20亿元,未来将聚焦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海洋三大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打造中欧交流合作、信息互通的桥梁。
探寻中欧合作新蓝海
9月14日,中国与德国、欧盟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根据协定,未来要打造中欧数字合作伙伴,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标准和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性发展。
“我们正在升级数字化工厂,在总部的56号厂实现了全5G覆盖,顾客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和个性化配置,通过这些数字化改造,我们正在实现汽车的定制化生产。”冷炎说。
而在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高级顾问王建宙看来,要想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打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5G网络将提供更加广阔和快捷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数据中心则是数据高速运算和存储的加油站。“网络是数字经济的入场券,可以确保今后十年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王建宙说,目前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无论在5G的设备制造,还是专利应用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2025年预计5G投资会涉及电信运营商、电信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将有众多投资机会。
戈登·布朗也提到了数字经济,“就像现在,我们虽然身处不同的时空,但是同样可以线上交流,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机会。”戈登·布朗认为,未来中欧企业家可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中国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世界领先。让-皮埃尔·拉法兰则认为,中欧企业在城市能源管理、公共交通等方面都可以开展合作,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将涉及人工智能等新基建领域的合作。
在中欧合作的未来图景中,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主的新基建将成企业间合作的新蓝海。(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伟)
2020年9月20日 青岛日报4版(点击版面查看全部内容)
资本赋能 助力全球新经济发展
专家学者共论“跨境投资及金融服务助力全球资源整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世界开放合作共识发生微妙变化,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也面临深刻转变。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形势中的“变”与“不变”,对跨境投资及金融业发展至关重要。在2020中欧企业家峰会青岛论坛上,关于金融投资的话题吸引了来自中欧双方的金融界专家及企业家关注,演讲及对话嘉宾就“跨境投资及金融服务助力全球资源整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见解分享。
“跨境投资及金融服务助力全球资源整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主题对话。 傅学军 摄
金融将成为“双循环”成功的核心要素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中国则致力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新命题。
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中国科技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陆红军看来,这一背景下的金融服务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世界正处于以多极经济、多重危机、多重失衡为特征的“多重时代”。这里的多重危机,不仅是疫情和反全球化的双重危机,还包括公共卫生、金融、粮食、能源、气候、国际安全形势等各方面的危机。这个“多重时代”从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起始,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多重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特点是美国为主的单一经济霸主地位被打破,一个世界两大体系正在不断地加速形成,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这正是金融服务“双循环”的难点,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陆红军将其称之为本质上的“命运共同体金融”;第二,脆弱的美系金融体系和稳定的中国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由于体制和机制以及文化价值的差异,两大体系的角逐日益激烈,冲突难以调和。今年9月16日经合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的GDP将同比下降4.5%,其中意大利、英国、墨西哥、印度等国家经济将下降10%以上,而中国的经济保持平稳,预计增长1.8%;世界银行的预测是增长1.6%。而同期美国GDP以3.8%的降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美元、美债双双贬值,使世界经济走在了一个金融危机的边缘。所以从金融危机角度来说,世界正在这一边缘行走。第三,精准、及时、安全的金融服务、金融投资和监管模式将成为“双循环”成功的核心要素。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资源是内外循环的必要轨迹,它正在被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赋予新动能、新场景和新链域。新经济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带动,是热点,也是突破点。陆红军说:“基于这样的特征,我觉得金融服务‘双循环’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特殊战略,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公司治理能力的重要内涵。”
国家开发银行原常务副行长高坚对中国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有着深入的研究,被称为“中国债券市场之父”。他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大家一说新经济,一定想到科技创新,这话对,但是不完全对,我认为新经济其实就是金融经济。”他认为,现在中国还处于金融深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什么叫金融深化?就是从传统的银行向资本市场发展,从资本市场发展向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发展。现在,中国排名前20的最盈利企业都是银行,而美国是科技企业。这说明国内的金融资本没有完全体现金融深化,但是它体现了金融化的过程。反观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美国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从最早的银行资本主义发展到公司资本主义,然后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再到管理资本主义,现在已发展成为股权资本主义,或者说股东资本主义。这个过程科技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并非主导。如果美国没有合伙制度的发展和进步,就不会有合伙企业,也就没有美国的IT革命,没有今天的硅谷和波士顿。所以金融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实现金融创新要靠“两个企业家”
金融业要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断地变革和创新是必由之路。
关于金融业未来的发展,高坚用“两个企业家”实现“双创新”的观点来诠释。他认为,实现“双循环”要靠金融企业家和实业企业家的共同合作、共同创新。他说,纵观国家开发银行发展史,十年期以上债券的发行带动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有了后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其背后正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学讲义上讲的,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但今天劳动力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它被知识所取代,即人力资本。而资本也不仅是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而变成了中间产品,即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如果资本不和企业家进行结合创新,是不可能发挥其作用的。这也就是金融市场发展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今天要实现‘双循环’,我认为靠的是金融企业家和实业企业家的结合,在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路上,也要靠这两种企业家更好地结合。”高坚说,企业大了,管理成本高;企业小了,交易成本高。之于国家也适用,国家大了,管理成本高;国家小了,交易成本高。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目的不是为做一两个实业项目,而是要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在新形势下,不仅要做桥、路、港口,更要做数字经济、数字支付,由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影响,或许过程曲折,但发展方向不会改变,究其根本是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投资为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金融的本质是播种,是服务实体经济。在中欧跨境投资和金融服务方面,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将起到怎样的积极促进作用?对于这一话题,来自不同国家的金融及投资领域大咖各有见解。
青岛银行是一家“A+H”股上市的城商行,目前总资产达4400多亿元,管理的总资产达6000亿元。青岛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少泉认为,作为一家地方银行,只有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服务好实体经济、民营经济。他透露,今年是世界银行进入中国40周年,最近青岛银行和世界银行正在筹划发行世界上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蓝色债券”。蓝色经济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源自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蓝色经济是指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包容性、维持或改善生计的同时,确保海洋和沿海地区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模式。继绿色债券之后,蓝色债券有望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可持续金融的重要业务领域,将为有条件、有资源、有意愿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新的业务增长机遇,注入新的增长动力,有助其打造新的特色业务品牌。
摩洛哥外贸银行中国区总经理Said Adren牵头成立了第二个非洲银行在中国的办事处,位于上海。他对于中国和非洲在移动支付和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感受颇深。他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很多支持给非洲国家,甚至是很多欧洲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数字化率相比中国而言并不高。作为涉足欧洲和非洲的银行,Said Adren说,他们已经深深意识到数字化对金融业发展的挑战,当然这也是一个未来的机遇。关于跨境投资的方向,他认为,受疫情影响,所有银行和政府以及投资者都需要重新审视对于投资的理解。他个人认为,投资应该给国家或地区带来更多好处。比如除基础设施投资外,对非洲的投资也要增加健康、教育等行业的关注。
2019年底,中法之间第一个国家级别的合作基金横空出世,一时间整个市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在国内“资本寒冬”声音不断的时候,这样一只基金的成立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来自法国的一家具有140年历史的投资机构、欧瑞泽基金集团正是该基金唯一的管理人。法国欧瑞泽基金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太中国区总裁陈永岚表示,由于跨境并购是欧瑞泽最擅长的主营业务,这也决定了该机构在整个投资周期中都保持着一个宽广的视野,并由此形成了特色化的商业模式。陈永岚称之为“全球化的跨境并购的投管退”。就在今年6-8月份,欧瑞泽已经完成了中法基金的前两个项目,对荷兰世界最优秀的眼底手术设备龙头企业的收购,以及对法国在汽车检验检测领域最大的一家企业的收购。关于收购眼底视网膜玻璃体手术设备龙头企业荷兰眼科研究中心,其实代表了欧瑞泽偏好的企业类型,即:成熟的、具有良好经营并且有利润的中大型企业,多是行业内的隐形冠军。除此之外,陈永岚表示被投公司还需要具备“中国元素”,也就是在中国市场上发展潜力巨大,或者投资人能为其带来中国的价值创造,“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会去投资这个企业”。谈到疫情对于在华投资的影响时,陈永岚强调,作为跨境并购投资人,欧瑞泽看的周期会更长。在他看来,首先疫情对2020年的影响自然是比较大,但目前其实已经在恢复过程中。“从中长期来看,对欧瑞泽此前设定的财务目标和已投企业不会带来太大影响。”
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创始人杨守彬,自称是一名科技投资工作者。他说,在过去几年里,因为是民间资本,所以既没有跟主权基金合作,也没有和大的跨境并购的基金合作。同时,由于动荡的国际关系、外汇管制、国外的技术封锁等原因,他们一直考虑的是如何突破堵在技术投资人面前的“三座大山”。“我们做了中美和中以的并行基金,我们联合了一些在美国的华人和一些想要投资中国的投资人,在美国做了一个基金,同样并行我们在中国做一个人民币基金,在硅谷和波士顿投资技术类的企业,以美国的创业者和美国的投资人为主。同时,我们平行会在中国做这些公司的市场应用,以中国的CEO和投资人为主。”杨守彬说,过去中国是技术和市场在外,生产在国内,而现在基本上是“双跨”,技术、市场和生产制造,他特别认同陈永岚的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困难只是暂时性问题。他认为,未来应该是一个CVC(企业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的时代,无论是投资还是创业都是生态和生态之间的竞争。目前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回报率最好的基金已经不是我们大家所共知的这些只是做VC的基金,已经是腾讯、阿里,甚至于字节跳动、小米等产业类公司。所以2018年开始,除了做早期的投资之外,春光里做了一个生态链VC的模式,以基金投资为主体,建立了产业大数据、产业雷达、产业空间运营和产业服务、产业基因投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生态链VC的模式,更多地为被投企业赋能,给我们出资的LP(有限合伙人)做更高的除了基金回报以外的回馈。同时用这样的模式,也能去赋能与城市合作,做城市的合伙人。(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责任编辑:岳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