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由许鞍华执导的影片《第一炉香》在威尼斯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举行了世界首映，并发布了首条预告片。《第一炉香》讲述了上海女学生葛薇龙求学香港，投靠姑母梁太太，却被梁太太利用，当作诱饵来吸引男人的故事。而葛薇龙本人也渐渐纸醉金迷，最终沦为姑母梁太太和乔琪乔敛财的工具。
葛薇龙并不是少见的堕落女学生形象，在很多小说作品中都有书香门第出身的女性沦落风尘的故事，这里面有理性的堕落，也有情感的迷失。本文作者许子东通过比较曹禺的《日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三位沉沦女学生，而进一步探讨那个时代作家与读者对女性心态、“小市民”心态以及五四主流文学的态度。
至于那些意在拯救女性的男主角，许子东写道：“男主人公并不能改变风尘女子的处境，反而加重（提醒）了她们的痛苦，因为见证了她们命运的悲惨。”
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
文 | 许子东
曹禺的《日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三部文学史意义很不相同的作品。但这三部作品的基本情节却颇为相似：都描写了一个女人如何贪图金钱虚荣而沉沦堕落的故事。女主人公(陈白露、沈凤喜、葛薇龙)都是年轻貌美，都有学生背景，她们都放弃和背叛了自己的情感原则，或成为交际花，或嫁给年老的军阀。当然，三部作品对这同一个故事有着不同的写法。
如果我们把这女学生的堕落视为一个过程，那么其中的转折点便是她初次为了金钱而屈从一个她所不喜爱的男人的那个时刻。从这个转折点着眼来考察三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间叙述结构上的差异：《日出》是“略前详后”，《啼笑因缘》是“详前详后”，而《第一炉香》则是“详前略后”。同一个情节模式，因叙述重点和角度不同，其主旨和意义也相去甚远。
01
女学生们是怎么堕落的？
陈白露在《日出》里一出场，已是交际花身份住在豪华的酒店里。“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总之，我们初次见到陈白露，她已处在堕落日久，日渐步向最后毁灭的阶段。但是堕落以前的陈白露呢？《日出》交代得异常简略。我们只知道她原来叫竹均，“出身书香门弟……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除了这段跳跃式的身世概括以外，陈白露在第四幕里还告诉方达生她以前有过一次因平淡而失败的婚姻。丈夫是个诗人，后来似乎追求革命去了。但这种《伤逝》式的婚姻悲剧还是不能解释陈白露最初的堕落。
电视剧《日出》
《啼笑因缘》中女人堕落的故事是平铺直叙“详前详后”的，第十三回凤喜接受刘将军存折的那一瞬间，不仅是这个女人一生的转折点，一也是整部小部情节上的支点。作家花了几乎相等的篇幅，分别叙述"堕落"之前的种种预兆、准备，以及“堕落"”之后的种种后果与不幸。
沈凤喜原是贫家女，一家人在北平天桥卖唱为主后被一个南方书生樊家树看中，开始入学堂。不久樊回杭州探望病中的母亲，凤喜却因为一个现已嫁给军官做姨太太的前歌女的介绍，遇到了军阀刘将军，刘将军先是请凤喜打麻将并故意让她赢钱，然后又用汽车接送请她听戏并赠以项链再塞给她钱。所有这些细节都有详尽铺陈。《啼笑因缘》当时在全中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上海《新闻报》上连载，张恨水当然要尽量延长小市民读者对富贵梦的期待，同时又时刻提醒人们：此乃“不道德的交易”。
凤喜当时也是既惊喜又慌张，既惶恐又内疚。她的家太穷，枕下的几百块钱又太烫人了，叫她怎能入睡？梦中却见到恩人和情人樊家树，于是次日决定退礼还钱。不想刘将军接着便出硬牌，派大兵和警察到沈家骚扰，并将凤喜抢进刘府唱大鼓书。在刘府，将军先是发怒，强迫凤喜为妾。在凤喜昏厥又醒来后，他又安排女仆伺侯，并提出要娶凤喜为太太。
电视剧《啼笑因缘》
在这女主人公“堕落”的关键时刻，张恨水特意安排几个樊家树的侠义朋友在窗外观察动静准备随时救凤喜，这个过份戏剧化的细节意在说明即使在最危急时刻，凤喜仍可说“不"”字且有路可逃（虽然她自己当时并不知道）。换言之，作者怎么也不给堕落的女人一个“别无选择”“完全被迫”的理由。于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不管凤喜如何在将军府挨骂被打受虐待乃至羞愧成疾疯疯癫癫，人们始终不会毫无保留地同情她。社会固然害了她，但她也不是完全无辜。小市民读者在满足了金钱虚荣冒险梦后，是一定要惩罚梦中的“失足者”以让醒者（自己）安心的：亏得我没有去做…
《第一炉香》葛薇龙的故事是“详前略后”的，堕落前的每个环节步骤每次犹疑选择都有详述细描。张爱玲似乎也像她所喜欢的张恨水一样，认真追究女主人公对自己的沉沦该付多少责任。
但葛薇龙其实更似陈白露：她们都是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真正的女学生（而非套上学生服的街头卖唱少女）。
薇龙也是因为“家里穷”而不得不向生活腐化的姑母求助的。她第一次踏足梁太太在香港半山的豪宅后，惊羡之余便有恐惧之感：“回头看姑妈的家，依稀还见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象古代的皇陵……”但薇龙到底年轻自信，“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这是薇龙进梁家前的第一次选择。
电影《第一炉香》
姑母原是香港富豪梁季腾的四姨太，好不容易熬成富孀却已徐娘半老。收留薇龙是为了用这女孩吸引男人。薇龙住进梁家当晚便在卧房里发现一大橱“金翠辉煌”的衣服，“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穿着，却都合身，她突然省悟……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这个省悟使薇龙“膝盖一软”，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显然薇龙在那个时刻，已预感到她日后在梁家的角色。
是夜她和凤喜一样昏沉不能入睡，梦中也有音乐伴着试衣。“柔滑的软缎，象‘蓝色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于是，薇龙入睡前对自己说了两遍“看看也好！”这是她的第二次选择。
凤喜贪钱其实是理性的——贫穷的家人一直在教她钱的重要性，她还理智地计划嫁军阀后熬十年再出头的前景。但在睡梦中她会良心发现，在情感上愧对书生情人。而薇龙在理智上一直清醒地看到堕落的危险，反而在梦中，绸缎可以变成音乐匝着她。相比之下，理性的堕落较难原谅，情感的迷失较难逃避。
“看看也好”的结果就是薇龙生活方式的改变。她小心翼翼地看着姑母的眼色应酬男人，被姑母抢去追求者时又心有不甘。不过这些都还只是堕落的准备阶段。最难堪的选择是在被姑母的老相好，汕头搪瓷大王司徒协突然套上一只手镯以后。这个细节张爱玲写得惊心动魄，暴风狂雨之夜，三人同坐一车，梁太笑着给她看司徒协刚送的一只三寸来阔的金刚石手镯——
车厢里没有点灯，可是那镯子的灿烁精光，却把梁太太的红指甲都照亮了……薇龙托着梁太太的手，只管啧啧称赏，不想咯拉一声，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疾便和侦探出其不意地给犯人套上手烤一般，薇龙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只管把手去解那镯子，偏偏黑暗中摸不到那门榫的机括。她急了，便使劲去抹那镯子……
在梁太劝说下，薇龙一时无法退回这镯子。她当然清楚这镯子的意义：“一晃就是三个月，穿也穿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交际场中，也小小的有了点名了。普通一般女孩子们所憧憬着的一切，都尝试到了。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么？”薇龙知道，“惟一的推却的方法是离开了这儿。”薇龙也知道，“三个月的功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
从薇龙开始，后来张爱玲笔下有过很多这样的女人，将嫁人作为“职业”和“事业”。作家不仅加以嘲讽，也试图给予理解。要嫁人，“找一个有钱的，同时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单找一个有钱的罢，梁太太就是个榜样。”不能说薇龙没作挣扎，她至少拒绝了梁太的道路，她宁可在“爱”字上冒险，正是司徒协那副手镯，逼得薇龙迅速改变了对乔琪的态度，从谨慎暗恋，到期待婚嫁。这是第三次，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次选择。
但薇龙很快（约会当晚）发现了乔琪的为人。爱的理想虽崩溃，征服欲却仍在延续膨胀。她想回上海，又生了场病。梁太已将她的生活要求提得那么高，乔琪又已将她的情感自信心压到那么低。回去？还是留下？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选择。
为了抓住（嫁给）乔琪，薇龙最终还是需要（而且不断需要）司徒协的“手镯”。从此以后，“薇龙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小说到此为止，再没有继续写交际花薇龙的生活之苦及可能有的悲惨结局。
电影《第一炉香》
陈白露堕落的前因不明，凤喜则只是为钱，而张爱玲却为葛薇龙的沉沦设计了如此充足的理由，四次选择，前三个都不无合理之处，自然而然，却导向了第四步的荒唐。同一个故事，《日出》着重写纯洁女人的无辜与厄运，所以符合要求社会变革的三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啼笑因缘》突出下层女子的道德缺点，既满足也劝诫了小市民的虚荣梦。《第一炉香》解析的是女人（乃至人性中）更普遍的弱点，所以在抽象层面，显示了人受虚荣、情感支配无法解脱，在历史层面，则表达了对都会小市民生态心态的压解和同情。
薇龙的前三次选择，是否也可能是一般人的选择呢？小说不是多次强调葛薇龙是个“普通”的女孩子吗？而且，值得特别留意，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
02
男人怎么看待又如何拯救堕落女人？
把三个女人故事中的男主角放在一起考察，更能见出张爱玲创作与五四文学主流之间的复杂关系。五四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主要有三个模式。一是“书生拯救风尘女子”（郁达夫《迷羊》、曹禺《日出》）；二是“书生‘创造’新女性”鲁迅（《伤逝》、叶圣陶《倪焕之》、茅盾《创造》）；三是“书生在纯洁女人面前欲情净化”（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施蛰存《梅雨之夕》）。
书生与风尘女子的模式在中国文学中有悠久历史，在当代文学中仍有可观的发展。但在二、三十年代，这些书生男主角的拯救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实际上这些男主人公并不能改变风尘女子的处境，反而加重（提醒）了她们的痛苦，因为见证了她们命运的悲惨。譬如方达生，这个角色的功能是整部《日出》里唯一的“五四”知识份子视角，在《雷雨》和《家》里，也有类似的想救下层女子（四凤、鸣凤）而不成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过周冲、觉慧见证的是旧传统的崩溃，方达生批判的是现代的西化的城市的腐化。当真作为爱情故事来读，这些男主人公们其实都不太理解他们所要救的女人。
上述第二种模式中的男主人公们，其实与第一种类似。他们都是自上而下俯视他们所爱的女人——区别是，第一种女人已沦落风尘，第二种女人可从旧家庭或不自主婚姻中逃脱出来。女人在这里，是启蒙、教育和感化的对象。
在郁达夫、施蛰存等作家笔下有另一类书生，他们陷在自身的精神苦闷中，突然遇上一个玉洁冰清的女人。这类男主人公的苦闷，可以是忧国忧民不得后的抑郁，可以是怀才不遇或家庭烦恼，也可以是自己都不觉察的情欲苦闷。他们也会以同情、帮助的姿态去接近那女人（了解女工工作情况、借伞遮雨过街……），接近时他们也会有冲动，但最后，也许那女人太纯洁太自然或太有分寸，他们都能够克制乃至净化自己的情欲苦闷，达到一种新的心理平衡。显然，女人在这种偶遇中心里想些什么全不重要，是否她在期待？是否她很害怕？读者并不清楚。小说的中心始终是男主人公的情欲、感觉与潜意识之间的波澜。这时书生面对女人，犹如文人面对山水，一切都是主观情绪的对象化。
在回顾五四爱情小说的这一背景后，我们才会看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的文学史意义。葛薇龙的故事，有意无意地改写了陈白露的“前半生”，这会使所有的方达生们感到困惑和扫兴：难道竹均当年变成白露，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自愿的选择？
电影《第一炉香》
五四爱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是被拯救被启蒙的对象，或是协助男主人公平衡精神危机的媒介，她们自身的心理欲望反而很少得到重视。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改写女人堕落的故事，可以说是对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成为文坛主流的五四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
在张爱玲看来，“五四”文学主流是歌颂超人的，而她则更关心常人。不同于“五四”小说美化、虚化女性形象，也有别于莎菲女士式的表现女性的飞扬，张爱玲把她们女主人公放回更现实的日常生活层次，同时也将笔触探至人性的普遍弱点：情欲、嫉妒、虚荣、疯狂……
其实张爱玲所写的就是“大都市里的小市民”。大概没有哪个严肃的现代作家会象张爱玲这样主动站出来标榜自己是“小市民”：“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字字条。”
五四文学写得最多最出色的，是知识份子和农民。张爱玲执着于写小市民，不仅是批判他们的虚荣软弱，更是认同肯定他们的日常生活欲望的合理性。
张爱玲对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后果一直颇有微辞。她的作品，处处都与五四意识形态对话。在这对话中，她是批战多于承袭。就像本文所讨论的《第一炉香》与《日出》的关系，重写之中已有关键性的改动。
责任编辑：单蓓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