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反腐败规律的认识，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引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强调将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贯通融合，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中总结共性问题，剖析深层原因，查找体制机制和监督管理上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推动惩治成果向治本成果转化。2020年以来，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内蒙古涉煤腐败专项整治，就是资源领域腐败治理的一个典型。
刘校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五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从2018年开始，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对内蒙古自治区五名中管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这些腐败问题都与煤炭相关。通过这些案件，也暴露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白向群，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
白向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内蒙古这样的资源富集地区，企业家给你行贿也好，送东西也好，诱惑确实很多。
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
云光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近些年鄂尔多斯好多干部落马，我作为地方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自己又落马，这个教训特别深刻。
云公民，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 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云公民（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我利用职权纵容他们，我儿子、姑娘做煤炭生意，很明显就是我的人脉关系。
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分布广、储量大、易开发。2002年到2012年，是我国煤炭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内蒙古自治区也由此迎来了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但与此同时，在巨额利益驱使下，涉煤腐败也愈演愈烈。
刘校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五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一些审批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利用职权，涉足煤炭领域，侵占煤炭资源，有的领导干部老子在前台批煤，儿女就在后头捞钱；有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直接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煤田；有的领导干部通过暗股或者干股的方式参与其中，谋取了巨额利益。
白向群、云光中、云公民都曾经在煤炭资源丰富的盟市担任过“一把手”，最主要权力之一就是资源配置权。而对于煤炭企业老板来说，无论是购买煤矿、置换煤田，还是推进煤转化项目都需要政府审批，这就使企业老板有了“围猎”的需求，也使政府官员具备了寻租的条件。
白向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
云光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被围猎的不单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结果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下一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
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2010年该企业向鄂尔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井田。为了获得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公司老板托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
郝深海（涉案商人）：去他们家，他夫人提出来说，这个房子院子里头有一个大的高压铁塔，说这个对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什么的，就给我提示，就是有困难，不想在这儿住了。她这么说完以后，我就知道意思，回来就筹措了现金，直接送到他家里。
郝深海再次上门时，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总额近300万元。与此对应，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井田。
孙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云光中就主持召开鄂尔多斯市政府常务会，直接把给恒泰公司置换煤田资源这个事给定了，这就是最标准的权钱交易，他父亲在前台办事，他们在后台收钱。
不少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涉足煤炭领域，是涉煤腐败案件中的突出现象之一。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凯晨（云公民之子）：为了讨好我父亲也好，输送利益也好，就通过煤炭的形式，让我们低价买高价卖。
云磊（云光中之子）：实际上他们这种大型煤炭企业，首先跟我父亲很熟，包括跟凯晨父亲，他们实际上都很熟。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你对接不上，人家批发价为啥给你？
一家内蒙古煤炭私企，以低价将煤炭“批发”给云磊和云凯晨，再由他们高价卖出去，买家实际也是这家企业联系好的，全流程一手操办。云磊和云凯晨开的所谓公司，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只需要签签合同，走个手续，就能拿到所谓的倒煤差价款，毫不费力就坐地收钱。
云磊（云光中之子）：想把这事情做巧妙一些，尽量看着跟我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肯定要操作一下。
领导干部为企业在煤炭资源配置、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企业为相关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牟利大开方便之门，表面看似合法合规，实际上利益交换通过这“两扇门”在暗中完成。这家企业多年通过这种方式向云磊输送利益数千万元。云光中则利用职权，在企业煤制油转化、灭火煤等多个项目审批推进过程中，鼎力支持。
云光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还是自己甘于被围猎。实际上往往就是在项目审批中间，利用合法的程序来谋取私利，或者是用合法的伪装、包装，来攫取个人的利益。
在煤炭资源配置的审批流程中，腐败在一些手握相关权力的官员中滋生。官商勾结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监管秩序，导致无序开采、违规开采、粗放开采、过度开采等各种乱象丛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民生。
乌海市市民：那地方老百姓过的啥日子啊？门都不敢开，窗户都不敢开，每天扫地，地下一层黑。乱挖乱采，煤老板挣到钱了，老百姓受苦了，国家受损了。
煤炭领域腐败问题还扩散蔓延到交通、土地、房产等其它领域，一些煤老板发家后，进而参与修路、炒地、炒房，权钱交易也被带入其中。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指示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云凯晨（云公民之子）：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们进行土地开发什么的，就给我们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
云公民（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在内蒙古有好多我认识的人，所以正好能帮他。他需要我给他打个招呼，疏通一下关系，我就帮他说说话。
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牟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个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
邱永胜（涉案商人）：我负责施工，他把这3个亿贷回来，最后我在这儿修路，他弄了一个人管管财务什么的，那1个多亿就被他拿走了。
多个案件反映出，涉煤腐败在内蒙古不只是个案，而是对煤炭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破坏。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资源领域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违规违法获取、倒卖煤炭资源，违规违法配置煤炭资源，涉煤腐败问题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刘奇凡（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煤炭资源领域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看还是发展观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起来了，但是它带来的生态的破坏、秩序的破坏、规则的破坏，这些问题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坑。今天内蒙古的发展不断地为过去买单，为过去挖的大坑在付代价。如果不开展倒查，不能除根，那就无法铲除这个对内蒙古政治生态进行破坏的毒瘤。
202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专项整治，对2000年以来全区所有煤矿的规划立项、投资审核、资源配置、环境审核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要素清查，摸清违规违法问题底数。同时，全面核查2000年以来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的所有公职人员，组织139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申报参与煤炭企业投资入股情况，再运用大数据比对，发现并查处谎报瞒报的人员。清查发现，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大多数存在违规乃至违法问题，腐败存量之大、牵涉范围之广、涉案人数之多都令人触目惊心。
刘占波（内蒙古专项整治监督责任办公室成员）：涉煤腐败在内蒙古滋生蔓延，形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在自治区衍生出了庞大的涉煤利益链、关系网，还有共腐群。官商勾结合伙成势，他们或明或暗地干涉政治，干扰经济社会发展，涉煤腐败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拿着国家的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截至2021年10月，专项整治共查处涉煤腐败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69人、县处级243人，查处涉煤经济案件5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9人，追缴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以空前的力度，宣示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白向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我想掏心窝子说两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自己有事，睡不着。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
形成震慑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剖析机制、制度漏洞，清理废止了863个旧的涉煤政策法规文件，新制定政策法规文件121个，补齐制度短板、扎紧制度笼子。例如，针对资源配置等重大风险点，修订出台新版《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见》，更加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例如新制定《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的规定(试行)》，明确副科级（含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矿产资源开发相关部门的一般公职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止参与矿产资源开发。
刘占波（内蒙古专项整治监督责任办公室成员）：我们的干部，很容易和煤炭资源挂上钩。一旦要是违纪违法或犯罪的话，他这个小官巨贪让你不可想象。我们这个制度，把它限定到了副科级以上干部，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特点。
2021年4月25日，内蒙古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电视电话会议，剖析煤炭领域腐败问题的警示教育片通过讯号传输到数十个分会场，自治区主要领导和全区各盟市、旗县（市区）的众多领导干部同时参会观看，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鉴。
刘奇凡（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通过查案，实现了不敢腐；通过规范制度，实现了不能腐；通过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促进了不想腐。我们治理以后，让它进入新的规范，我认为内蒙古真正的“黄金十年”，应该从“十四五”才能开始，治理之后才会开始。
一地一域拨乱为治，彰显出通过制度治理和监督约束强化“不能腐”的效果。必须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整体推进，增强反腐败综合效应。
李显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干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扎紧制度的笼子是关键，这些年来我们通过“三不”一体推进，做实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建章立制、整改落实，有效提高了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金融领域腐败往往与各种市场风险交织，不仅影响金融职能作用发挥，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金融反腐持续加力，赖小民、胡怀邦、孙德顺等一批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弃守金融风险底线的腐败分子受到严肃查处，有力斩断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不良企业主相互勾结的利益链，为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有些事情做得太不应当了，真是太不应当了。作为一个高管，实际上根本就不缺钱，但最后还毁在这个钱上了。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孙德顺是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将其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首先他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作为国有重要商业银行负责人，本应承担着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但是他把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都置之脑后，光去追求自己所谓的业绩，以及兑现一些老板的利益。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防止信贷资金过度向房地产集中，孙德顺却背道而驰。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就关注什么挣钱快、见效快。他倾向于贷给房地产，主持行长办公会的时候就公开直截了当要求，全行一定要立刻给我把制造业贷款停下来，即便你有100%的抵押，那也不行。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在这个期间，中信银行贷款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长幅度达到40%多，制造业贷款当时受到压降，压降幅度达到30%多，所以受他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中信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占比过高的问题，带来的长期风险后来逐渐显现。2020年2月，银保监会向中信银行开出2200万元的巨额行政处罚罚单，处罚事项19项中有13项涉房地产业务。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这就体现了一个政绩观的问题，追求眼前的利益、局部利益，年报会非常好看，但是给后面会造成很大隐患。
除了追求政绩外，孙德顺之所以增加房地产贷款还有另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谋取个人私利。调查发现一些房地产公司老板与他关系密切，并存在利益交换。例如一名房地产公司老板曾以投资为名，向孙德顺实际控制的公司输送1000万元，得到的回报是通过孙德顺获批贷款授信40多亿元。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收现金，他认为收现金太低端了，太简单粗暴了。他利益兑现的方式非常专业化，做了层层的掩盖，就是设了很多的防火墙，绕了很多圈，利用特有的金融手段和产品去掩盖。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从自己所触犯的法律一看，还是自己有贪心，自己也特别悔恨，再怎么悔恨也没有后悔药。
孙德顺在银行业工作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精心设计来掩盖权钱交易。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因为自己是从基层起来的，业务能力比较强，所以总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在那摆着呢，就造成了一种侥幸的心理。
调查发现，孙德顺是利用“影子公司”、借助金融手段来完成利益输送的典型，其专业化、复杂化程度相当罕见。他安排两名老部下作为代理人，开设了两家投资平台公司，两家公司前台的所谓法人，实际只是为孙德顺代言的“影子”。
温暖（孙德顺所控制平台公司负责人）：我就是前台的一个发声者，我后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德顺。我们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公司的核心业务决策，其实都是由他来决定的，细到相应的份额怎么分配，这些细节也是他来定的。
一方面，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人家认为（我）给介绍的一定是好的，一定是有内部消息的，一定是盈利的。企业能够给你投这些钱，他也是看着你的面子。
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两家平台公司是他的核心经营团队，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层“影子”；在平台公司之下又设立了十多家项目公司作为第二层“影子”，项目公司和行贿企业还不是直接交易，而是双方各自再成立空壳公司作为第三层“影子”，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交易主体本身已经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用“影子交易”为利益输送再蒙上一层迷雾。
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推动的贷款授信，找到其中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针对性地调查获得贷款的企业和孙德顺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孙德顺腐败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权谋私。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2014年底的时候，有一家能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因为这家能源公司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是一个高负债的企业，一般不会发放贷款的。但是在孙德顺干预下，这笔40亿的贷款发放给企业，很快就形成了不良资产。为了表示对孙德顺的感谢，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和孙德顺控制的平台公司签署了一个增资协议，这样就完成了利益输送。
这家能源企业通过所谓的股权投资协议，让孙德顺控制的公司实际获利达1个亿。类似这样的权钱交易还有多笔，企业向孙德顺输送利益的包装方式五花八门，但换取的东西都一样，那就是银行贷款。抓住了这个核心，重重魅影也就迅速消散，实际控制人清晰显影。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我在跟一些企业家交往的过程当中，界限不太清，你的我的有的时候就分不清了，总是老想着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利益关联方去谋一些利益。
孙德顺案凸显出管住信贷审批权这一关键权力的重要性。银行贷款审批一般是由贷款客户递交申请材料，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审批，而孙德顺却经常直接与企业对接，再布置给下属去做，用程序倒置的方式违规操作。按照中信银行的制度设计，行长对信贷审批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审批必须经信贷审批会议集体表决通过，主要领导必须末位发言。但事实上，孙德顺经常无视这些制度，直接干预信贷审批，银行内控机制在“一把手”的权力面前失去了作用。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从副行长升到行长，一直还抓着这个权，还兼任这个贷审会主任。作为贷审会主任应该末位发言，就是你不能上来就定调子。但是他听到别人有不同意见了，就忍不住了，上来就直接说，“怎么不行了，你说不行，怎么不行了”，别人就不敢说了。银行本来是有一套比较严密的授信管理和风险管理程序，经过这种人为的干预，这些程序都被穿透了。
针对孙德顺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动中信银行系统性地开展以案促改，首先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进行纠正，强化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职责，确定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同时推进授信体制、风险管理体制和审批制度改革，强化问责机制，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首先就是禁止行长担任贷审会主任，避免行长直接对信贷项目的干预。然后就是完善授信管理制度，对授信的调查、审批，一直到授信后的管理，都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推出审批人制度改革，由过去这种行政的审批管理制度，改成专家型的授信审批制度，让整个信用管理能够得到完善。
孙德顺案也反映出，导致金融领域监管缺失的原因，既有自身内部监管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也有行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毛奉君（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副主任）：通过案件反思我们金融监管工作，一个是还存在履职宽松软问题，另一方面金融领域一些制度规章亟需完善，部分交叉和创新领域的监管制度存在缺失，导致了一些金融风险、金融乱象的产生。
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按照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监管联动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一些金融单位之所以出现问题、滋生腐败，归根结底是党的意识不强、党的领导弱化；同时，纪检部门难以履职、监督严重缺失，这些在孙德顺案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深化系统施治、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确保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贯彻中央的要求，尤其是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的一系列要求，加强党委会的领导作用，现在要求把党的领导作用贯穿在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自觉地对表对标，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来办事。
针对监督缺位、监督不力问题对症施策，在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包括中信集团在内的18家中管金融机构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这项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仅2019年至2021年12月，派驻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就对驻在单位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调查81人。
赵保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副主任）：以前是内设纪委，更多的还是受企业的党组、党委领导为主。内设纪委改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领导关系发生了变化，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另外它又有了监察权，所以监督执纪执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决定了正风肃纪反腐的力度比以前是大大加大了。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实现了党内监督全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纳入监察范围，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切实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例表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最容易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一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我主要的心理，毕竟我在黔江是区委书记、是老大，那种欲望、那种念头希望得到一定的满足。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19年，重庆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另一起案件时，牵出了杨宏伟在黔江当“一把手”期间，涉嫌在工程领域受贿的线索，感到有必要对他进行初步核查。核查组到黔江了解情况，很快感到干部群众说起杨宏伟普遍口碑不佳。
章文龙（重庆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外查的时候听干部和群众说到“球书记”这么一个词语。黔江当地干部口中常说的一句话，是下午4点以后不要去找杨宏伟，因为你找他签不了字，不在，在打篮球。
杨宏伟经常在工作时间去打篮球，还有一帮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打，他也清楚这并不合适，因此场地选在一家单位的内部球场，外人进不去。但其实这在黔江的干部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殷明（黔江区卫健委副主任）：他爱打篮球，身边基本上都是篮球运动员，在工作调动安排上对这些人就高看一眼。
高长冰（黔江区城投集团董事长）：他招了一批打篮球的人在办公室，他圈子内的人他就用，不管他有没有能力。
干部群众反映的不仅是违反工作纪律问题，更是用人导向问题，核查组经调查发现反映属实，一些常陪杨宏伟打球的干部，还有他的一些同学、亲戚、关系户，在他授意下得到破格提拔、安置。
章文龙（重庆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当地还流传一句话，工作干不干得好不重要，与杨宏伟的关系好不好才重要。
有关杨宏伟在工程领域受贿的线索，核查组在黔江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并获取了更多问题线索。2019年5月，重庆市纪委监委对杨宏伟正式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杨宏伟利用职权，为多名商人老板在工程领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达3400多万元，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我有这种意识和想法，反腐败可能就是一阵风，或者是一场运动，（反腐败）它总有结束的时候，躲过了就是万幸。
杨宏伟的腐败行为，主要就集中在任黔江区“一把手”期间。他有一套自己总结的“官场价值论”，认为厅局级干部受到的监督较少，权力大、风险小，性价比最高。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当一个厅官性价比比较高。高级干部（受到）监督、监察，可能就严得多。我也不去争那些东西，就没有哪个来关注你，就不会这样那样你。
将公职岗位用性价比来衡量，心里装的自然不是用权为民，而是以权谋私。从黔江区高点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的许多项目，包括旧城改造、机动车交易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蔬菜批发市场等等工程背后，都有杨宏伟的权钱交易。工程体量1.5亿的电解铝加工厂项目，杨宏伟帮承包商拿工程开出的条件是，利润他要占55%，事成后，承包商按约定送给杨宏伟1000多万元。
蒲恒（涉案商人）：开始跟我说50%，后来说不行，要55%。他说要那么多，我只能说同意。
在一栋看似普通的写字楼里，藏着一处豪华私人会所，餐厅、茶室、棋牌室、KTV一应俱全，还有高级厨师负责餐食制作。杨宏伟和他身边的老板圈子，经常到这里吃饭、喝酒、打麻将。牌打得挺大，输赢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老板们也很识相，和杨宏伟打只输不赢。这样的牌场杨宏伟打得自然心情舒畅，乐此不疲，让有的老板也觉得招架不住。
蒲恒（涉案商人）：陪他打麻将就不存在输赢的问题，主要是陪着累。他每次打麻将都打到很晚，一般都是下班以后打到凌晨两三点，一二点结束都算早的，主要是他打的频率高、时间长，人受不了。
对老板们来说，只要和杨宏伟搞好了关系能拿到工程，出钱受累也就值得。而对杨宏伟来说，工程项目既有利可图，还能充当政绩，自然热衷于上马各种项目。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黔江一年有五六十个项目，他们一年做10个项目总可以的，我当书记，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拿给他们做是可以的。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可以一俊遮百丑。
为了多上项目，杨宏伟甚至不顾黔江实际情况大肆举债。到他离任时，黔江区综合负债率超出预警红线。为了不影响自己政绩，他还指示区财政局数据造假，瞒报、少报债务。现在回头看，他主导的有些项目缺乏论证就盲目上马，至今陷入困境甚至烂尾，给黔江造成了大量遗留问题。
高长冰（黔江区城投集团董事长）：他对黔江债务的增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全区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PVC项目配套设施投资了几十个亿，只有水泥厂在运行，就相当于丢在水里了，泡都没冒一个。
黔江区市政建设、招商引资，主要通过两家国有企业：城投集团和鸿业公司来运作。杨宏伟跨区域调来一名老部下，又从本地提拔了一名老同学，分别担任这两家国企的董事长，都是他圈子里的“自己人”，违规违纪的指令在这两家国企也就畅行无阻。这两名干部现在也都因腐败问题被查处。
高长冰（黔江区城投集团董事长）：城投集团、鸿业集团两个董事长都进了监狱，都是他提拔的，把城投集团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城投集团135个遗留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整个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选人用人机制出了问题。
杨宏伟离任之后，黔江区陆续被查处的干部数量惊人，尤其是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章文龙（重庆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有79名区管处级干部被查处，其中有17名涉及到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大多发生在杨宏伟主政黔江期间。区委书记都这样，谁来管我啊！
针对杨宏伟严重违纪违法案暴露的问题，重庆市纪委监委向黔江区委发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议，要求从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破除选人用人歪风邪气、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整治“四风”突出问题、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等方面深入剖析根源，在全区开展“以案四说、以案四改”。“以案四说”是以案说纪、说法、说德、说责，通过深入开展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从发生在身边人身上的腐败案件中汲取教训；“以案四改”是改治理、改监管、改制度、改作风，让发现的问题得到切实整改。
唐勇（重庆市监委委员）：说和改是一体的，这就为不敢、不能、不想，从办案到监督到整改，实际上形成了贯通一体的组合方式。
黔江区四大班子及众多区管干部参加了“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报了杨宏伟相关案情，从“纪、法、德、责”四个方面深刻反思。黔江区针对杨宏伟案中突出暴露的工程建设领域乱象开展专项整治，清查工程建设项目260余个，查处涉及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的处级干部17人，并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堵塞漏洞。针对杨宏伟主政期间选人用人导向错误问题，开展了选人用人专项整治。区委各位常委同志直接约谈36批次、60人次，严把选人用人关，先后对6名拟提拔干部“亮红灯”。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黔江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余长明（时任黔江区委书记）：当初我来黔江的时候，到下午4点钟左右，机关干部多数就下班了。原来4点钟我们出租车生意最好，现在是6点钟生意最好，出租汽车司机是最能够感知和感受作风变化的。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就是要有好的选人用人导向，真正让干事儿、能干事儿的、干成事儿的得到提拔重用。
杨宏伟案再次表明，“一把手”责任重大、权力集中，既是监督重点，也是监督难点。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
202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公开发布。这是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陈亚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副主任）：制定《意见》，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勇于自我革命、破解党内监督难题的重要举措。一共制定了21项监督举措，这些举措有利于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促使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监督职责，主动开展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推动中国特色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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