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9月30日讯 陈可辛、曾国祥以及“我们制作”有一种秘密的传承，他们对中国社会有着社会学学者的理解：远起辛亥革命、近到校园霸凌、大到中国女排、深到香港回归，陈可辛总能把无法言说的深意落实到画面上。他不在冯小刚、宁浩、郭帆这个序列，也不在张艺谋、陈凯歌序列，大致可以把陈可辛比作一个“抢担子”的人：本来香港导演、内地导演各有各的担子，各有各的挑法；然而内地导演应该担负起的话题和社会责任，看上去又重又丑，限制还特别多，没想到这些担子被陈可辛师徒抢走了，而且他们挑着担子就登上了泰山，身段和步法有点危险，像是国标的舞步，又以大秧歌的直观表现贴合了电影局的规定。每个导演有他的命运，现在来看，每个担子也有它的命。

《夺冠》的命不怎么好，不止是赶上了2020的档期，还赶上了一个特别的男主角原型：由于陈忠和教练的反对，《夺冠》里男主角没有名字，而台词也显然做了大幅度调整，主演口型与台词差异之大肉眼看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也赶上了特别好的命运节点。在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特殊节点时，《夺冠》用中国女排的故事带来影迷长效的刺激和反思：赢到底是哲学，还是使命？对于一项不堪重负的运动来说，甚至对于一段不堪重负的人生来说，我们应该如何拆掉王冠、回归原石？

不得不说，《夺冠》找到了中国女排历史上几乎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冲突点：主攻手郎平与陪练教练陈忠和这对中国女排精神原创者的故事。两人从“五连冠”时期相辅相成，到北京奥运会赛场戏剧性对决，再到里约奥运会创造女排奇迹，友情和竞争既是两个人的事儿，也是两种思路、两种人生规划的冲撞。从“中国女排”的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出走的不一定能卸下重负，留下的也不一定能洞若观火。《夺冠》、《中国合伙人》对照着看，陈可辛对女排时代、出国时代的呈现，证明了他才是华语电影里关于东西方交流史的“史家之绝唱”。

在对《夺冠》的批评里有一点是最响亮的：它没有呈现这项运动的魅力。确实，这是“中国女排”故事的天然劣势，它不是一个具有一流商业吸引力的项目，体育电影里最具有感染力的瞬间，应该是个人英雄、一己之力、万众欢呼。而“女排”这个题材完全逆反：群体项目、群策群力、商业价值及造星能力较低。中国女排的故事之所以珍贵，也在于它之于中国观众的独特性；郎平在片中也坦言，内心不够强大，才会只想用赢来证明自己。女排在特殊时期为国人所热爱，《夺冠》揭破了最后一层真相：不热爱才是正常的。把社会大众的荣誉感从一项运动上卸下来，对彼此都是一种解脱。

我大概从《夺冠》第一分钟开始流泪，流到二十分钟就停了，一路死寂看完整部电影。说到底，中国运动迷要感谢女子体育，感谢女性在各项体育运动里的付出。从热映的《夺冠》到未定档的《李娜》，中国女性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荣辱、进退、我执。《夺冠》没有把中国女性塑造成廉价的成功学教程，而是给影迷看到：我们从自虐型运动观念回归体育本身的历程里，曾经耗费了多少代人的付出和努力。郎平在1981年打破的宿命，和她在里约奥运会击破的观念，都是捆绑在国人身上的束缚。《夺冠》所反对的，正是它的标题所呈现的，这其中的狡黠、圆滑和反讽，是票价之外最有价值的附赠。（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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