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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海评说 | 敞开胸怀,然后可以谈新知

2022-11-29 14:38 青岛日报社 / 观海新闻  


文/薛易


在一本书中读到世界,已然是惊喜;在一本书中读到世界的回音,更加是奢望了。


作家崔莹的这本《访书记》全都做到了。厚厚的书,500多页,内容是崔莹对51位海外学者和作家的访谈。题材广泛,覆盖了海外汉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采访对象皆为全球卓有影响的人物。作为读者,光看目录上的受访者姓名,便是一阵激动。


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多年前我也喜欢做人物专访。当看到崔莹这本书,我觉得她几乎是文化记者的“天花板”了。她让我想起《黑客帝国》中的崔妮蒂,那位飒爽女子,单人独骑,在另一个世界里遨游,追问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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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感兴趣的是海外汉学部分。这些年,我也读了一些相关书籍。在漫长的岁月中,很多细节被尘封,只有不停地变换视角,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接近真相。而海外汉学正提供了不同视角,让我们在站在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只有先把胸怀敞开,然后才可以谈新知。


看崔莹与汉学家卜正民对谈,颇有豁然开朗之感。卜正民参与了《哈佛中国史》与《剑桥中国史》的部分写作。这两部历史丛书极具分量,我做过部分朝代的细读,也感觉两部丛书有明显不同,但具体区别在哪里,却说不好。卜正民在书中给予了明确回答,他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写作了《剑桥中国史》部分内容,而《哈佛中国史》是2008年至2009年写的,两套书相距15年。时间不同,研究主题和研究成果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剑桥中国史》呈现的是上一代的研究成果,而《哈佛中国史》呈现的是目前的研究成果。你们也许已经发现,《哈佛中国史》很少涉及各个朝代的政治史。只有在有利于阐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时,我们才撰写相关的宫廷事件。那些对帝王及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感兴趣的读者,在《哈佛中国史》中可能读不到什么新鲜内容。”对于众多历史爱好者来说,作者自己的回答正好可以拨云见日。


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是美国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汉学家。我之前读过他的多部著作,极为服膺。宇文所安用8年时间翻译了杜甫诗全集,崔莹与他谈的也主要是杜甫。宇文所安说:“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存在,如同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无论文化和价值观如何变化,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伟大的作者身上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内容。”宇文所安认为,“杜甫这样的诗人并不只代表过去,他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时代。他诗中的很多东西和今天的很接近。”这样的话是睿智的。我们知道,不久之前杜甫就又火过一次,相信在今后,他还会继续火下去。


动人之处还在于,宇文所安所谈及的杜诗中的细节。比如,在《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中,杜甫写他醉酒后炫耀马术时坠马,成为笑柄。“人生快意多所辱”,“这句诗体现的人性真理,其他是人写不出来”。作为读者,我觉得宇文所安的好处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诗人。也许我们不能完全读懂杜甫的诗,但不用去“颂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读他。这次访谈中,宇文所安还透露:“我们陆续要进行的翻译项目,包括李白、李清照、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歌全集,等有足够的资金后,我们可以筹划更多长期的项目,比如翻译《资治通鉴》。我们希望最终可以上达先秦,下通明清。”这无疑令人期待。




崔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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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一些访谈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崔莹采访德国汉学家薛凤,她对明末学者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深有研究。在她看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背后,蕴含着当时中国文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薛凤还谈到了一直以来对《天工开物》的误读。比如,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而薛凤说:“不应该将宋应星和狄德罗相比。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只是在描述这个世界,未从知识中找到一种‘体系’。而宋应星写《天工开物》,是为了解释世界,他的书具有宇宙学成分。”而且,她说,宋应星并未赞扬手工业者,“在整本《天工开物》以及宋应星的其他作品中,他从未提到手工业者。在他眼中,只存在学者”。


崔莹采访了英国著名学者闵福德。他用16年翻译了《红楼梦》,用12年译完了《易经》,对于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闵福德所翻译的《红楼梦》,是西方影响力最大的英译本之一,但他坦言,即便是这个译本,“每年也就能卖出几百本。大概因为它太长了——《红楼梦》的英译本有5册,是《战争与和平》的2倍。”这个关于销量的数字,也许跟很多人的想象并不一致,但它是可信的。常识告诉我们,有谁能比拿版税的译者更了解这一点呢?


闵福德还翻译了《孙子兵法》,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这是我至今都不喜欢的书,尽管我翻译了它——它太糟糕了。它很有意思,但也很令人讨厌。它教你很多策略,很多心理战术,比如怎么利用你的邻居,打败你的朋友等,很暗黑。西方的很多商校学习《孙子兵法》,教人怎么在商战中获胜。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就是一位熟读《孙子兵法》并灵活运用于商战的股市大亨。但不幸的是,在我翻译的所有作品中,这本书销量最高。”当然,这只是闵福德的个人观点,他同样不喜欢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英国汉学家吴芳思也表示,她喜欢《红楼梦》,不喜欢《三国演义》。吴芳思对于唐诗中关于爱情观点很有趣,她说:“很难将中国诗人和英国诗人放在一起对比。我觉得中国唐诗最大的特点,是大部分诗歌都与男性的友情有关,而在英国诗歌里,主题通常与男女之爱有关。唐诗中有很多政治因素。即使是唐代的女诗人,写的也多是她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爱情。可以说,唐诗的内容比英国诗歌更丰富。”


可以说,读崔莹的这本《访书记》,不仅获益良多,也是一种享受。在茶余饭后或睡前阅读中,享受对谈时的思想碰撞和闪光。书中内容时而厚重,时而轻灵,时而又有对人类命运的追问和反思。


比如,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莫言、余华、王安忆,“小说也可以推动历史”。著名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回忆,“1956年,我决定去美国,他(父亲)很高兴。我觉得只有了解世界后,才有资格发言。假如继续生活在日本,我很可能会变成民族主义者。”10岁时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长大并幸免于难的犹太人托马斯·伯根索尔说,“很多个夜晚,我都会被焚尸炉那边传来的尖叫声和呼喊声吵醒。这些声音十分可怕。”


“类似悲剧可能再次发生吗?”

“我相信会,因为一些恶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我们要努力避免它,同恶魔斗争只能通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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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访谈录,这本书已足够厚重。当然,有人可能依然认为,“一些问题浅尝辄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访谈这种形式本身的缺陷——并非无法克服。事实上,这本书可贵的一点也在于,采访者提问时的严肃态度。其实,书中很多内容是可以做进一步延伸的,那样虽有些偏离主题,却就可以让文章更“好看”,也更有传播力。但是,采访者坚决克服了这种“八卦倾向”,勇于给访谈画上句号。这种态度,也是对时下流行的媚俗病的一种反拨。


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崔莹这本书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我所望尘莫及的。我深知,在纸面文本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辛苦:如何联系采访对象、如何使自己具备对话的能力、如何提问……而写作仅仅只是“临门一脚”。


在写出这本书之前,崔莹做过多年记者,出了好几本有分量的书,同时她还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获得了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学养、经验和功力等多方面的积累,使她具备完成这本书的能力。但最重要的还是那份执着,这种走遍世界,对话全球一线学者的好奇心和勇气,令我十分钦佩、万分神往。尤其是在当下,我们更加需要这种勇气和好奇心,而这本书算得上一味很好的“药引”。


责任编辑/王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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