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时代厚我，我不负时代
“同届人”协力引领中国现代音乐 “四大才子”为乐坛留下传奇力作
8月7日，“中德音乐桥音乐会”在青岛大剧院举行。著名作曲家郭文景亲临现场，见证他的作品《中国民歌组曲》被国际音乐人搬上舞台。《中国民歌组曲》将《太阳出来喜洋洋》《牧歌》《嘎达梅林》等民歌进行改编、发展、深化，发挥弦乐的乐器特性。音乐家们以罕有的站立方式演绎音乐，对于弦乐器来说，站立演奏空间更大、调动的肌肉更多，对内容的表达更加有效，加入跺脚等肢体动作之后，更制造了独特的音乐体验。
郭文景。 王雷 摄
此次青岛之行也是继2019年青岛交响乐团“著名作曲家郭文景作品音乐会”之后，郭文景再次造访青岛，而他的同班、同寝室同学谭盾一周前刚在青岛举办了“2024谭盾音乐周”的演出。中央音乐学院富有传奇色彩的1977-1978届（1977年考入，次年入学），确立了当下中国交响乐的主流。郭文景、谭盾与同宿舍的叶小纲、瞿小松并称“央音四大才子”，同班女生刘索拉用小说《你别无选择》展现了才子们奔放、浪漫、充满张力的校园生活，小说发表四十年后，“森森”“孟野”“董客”等人物与原型的对应仍然被持续考证，而四位作曲家也成为当代中国音乐的中流砥柱：谭盾创作了《武侠三部曲》《水乐》等代表作，先后荣获奥斯卡奖、格莱美奖等奖项，“谭盾音乐周”开到了香港、青岛、长沙；叶小纲现任中国音协主席、北京现代音乐节艺术总监；郭文景曾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瞿小松创作了大批歌剧、影视配乐，在业界深具影响力。
从谭盾为《卧虎藏龙》配乐，到陈其钢为北京奥运会创作《我和你》，出自同班同学手笔的旋律让一代乐迷成为同时代人。
由“才子”到“大师”的40多年，也是中国音乐被1977“同届生”深度影响的历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作曲家经历了与西方现代音乐惊心动魄的初遇，又在新世纪的寻根中发现京剧、昆曲和民乐中蕴藏的巨大艺术能量，通过回归中国主题、现实主义重新获得创作的自由度量。在音乐评论家看来，“四大才子”个性化的内容不一样，谭盾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取得了国际层面的成功，他大胆使用了包括水、纸、石头等媒介来传递音乐。而郭文景没有用这么多媒介，用的是音响上的创新，他的音乐作品不光是演奏，还有拨奏、敲击、跺脚等方式，尝试不同的音响效果，形成多维的音乐体验。观众在听《中国民歌组曲》的时候能想象到苗族山寨载歌载舞的场景，但音乐又很有组织，不是未经过培训民间歌手凭借感受演唱，而是根据严密计算后的音符呈现，很有说服力。
从“同届生”初试啼声的20世纪80年代至今，作曲家仍然能“Pass”“四大才子”、“Pass”1977“同届生”，外界对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解也依然被这批优秀艺术家引领。访问郭文景也是对近半个世纪现代音乐“中国化”的回顾，正如刘索拉在现代音乐起点处给出的宿命式预言：你别无选择。
回瞰 ：沸腾的起点
记者：现代音乐进入中国之后，作曲家持续进行创作和本土化，您怎样总结您这数十年的创作历程？
郭文景：对于民间音乐、传统音乐、戏曲音乐和作曲家的音乐，我们是区别对待的。中国作曲家专业创作音乐从20世纪初开始，他的理论技术是学习西方的，包括室内乐、交响乐、协奏曲也是西方的形式。交响乐进入中国之后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路径基本上就是借助于自己的传统对外来形式和舶来品进行本土化，这在诗歌、油画、话剧、小说、电影、芭蕾舞等一切外来艺术形式上都是一样的。我和我的前辈、同辈、晚辈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现代交响乐发源后到了北欧，格里格就得写出挪威的味道，西贝柳斯就要写出芬兰的味道；到了捷克，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就得写出他们自己的创作来；到了俄罗斯，柴可夫斯基、格林卡以及20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都要拿出自己的艺术。对我来讲，已经谈不上什么探索了，这条路前辈们已经这么走了。我1982年毕业的，那一批电影界、音乐界出来很多人，大家接受了现代艺术，怎样把它跟中国传统进行融合，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做的事情。因为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相比起来，大众接受难度更多一些，在中国化的过程里面临挑战更大。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开始，您和同时期的年轻作曲家相继推出个人音乐会，轰动了音乐界，当时的音乐气氛是怎样的？
郭文景：我们这批学生毕业之前，演出音乐作品的机会由上级部门掌握。我们是第一代到社会上寻求资助、拿到资金找到交响乐团演奏自己作品的作曲家，这对于激励创作、推出作品是非常好的机会。在之前你能想象吗？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号称自己是作曲家，拿着钱到国家的交响乐团来，请乐团演我的作品，而且是在北京音乐厅公开演出，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是1987年开的个人作品音乐会，赞助我的是重庆电视台旗下的一家音像出版社。他们发行了一盒《鞋儿破帽儿破》（电视剧《济公》主题曲）的磁带，大受市场欢迎。他们慷慨地支持一个年轻人的交响乐事业，所以，我的第一场音乐会是他们资助，请的是原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原中央乐团合唱团，由中国唱片社录音，指挥是我的同学邵恩和老指挥家韩中杰，那时候有很多老先生支持我们。
这场音乐会演的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蜀道难》《川崖悬葬》还有《经幡》，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创新性，难度很高，中央乐团也是当时最好的交响乐团。
上世纪80年代真的让人感慨：一个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找了一点资金就可以请中央乐团上演自己的作品。当然呢，我也不辜负那个时代，直到今天，《蜀道难》还被誉为中国音乐作品的经典。
记者：现代音乐的“现代性”体现在哪里？比如本次“中德音乐桥”负责人刘芳蕾博士推崇的布列兹，他的《埃克莱特》（Eclat）从交响乐团的四个角开始演奏：小提琴声部末排内档、打击乐声部、铜管声部末席、大提琴声部末排内档，一层层按着座位次序从外围向中心汇集，然后再沿着线路返回到四个角，形成层层褶皱的听觉序列效果，这种“序列”感也是现代音乐的现代性体现吗？
郭文景： 音乐就是本人的呈现和本能的表达。到了布列兹阶段，他要实现对每个音的理性的控制，而不是本能的表达。本能的表达比如一个未经训练的孩子都能哼出一个曲子旋律，而布列兹到达了一个全序列阶段：音高有一个数字序列，音符唱段有一个序列，力度有一个序列，观众听到的声音都是被一个数字系统控制。
布列兹的音乐风靡一时，但是现代音乐发展了一百年了，大家发现音乐不是理性的游戏，而是情感的表达。布列兹所做的尝试对我们来讲提供了很多新的音响，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有接受的难度，所以，现在慢慢回到了浪漫主义、折衷主义，调性等东西慢慢回来了。我们以现代主义抽象画为例，你看不出具体的形象来，它的颜色和色彩的节奏纯粹是在玩控制，比如荷兰著名画家蒙德里安，他的代表作全是画格子，但在格子里有很多艺术讲究。
旋律，难与不难
记者：对于普通乐迷来说，一首音乐作品留下来的还是旋律。一些出身学院派的歌手认为，旋律是最简单的，一张唱片里很容易创作出大量的旋律来。那么对于作曲家来说，写旋律到底难不难？
郭文景：艺术门类里，最容易也是最难的事情就是写旋律。我之前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现代诗歌，现代诗歌经常被人嘲笑，就是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谁都能拿起笔来，一行少写几个字就是诗歌了，所以行业里鱼龙混杂。但写好诗歌非常难，因为诗人用的语言离日常太近了。任何艺术离日常越远，门槛就越高，你就越不容易轻视它，像是京剧、昆曲。
写旋律这件事人人都能写，很多人都有在青春期写诗、写歌的经历。音乐学院的要求不一样，口水歌一晚上可以写几十首，而要写出有柴可夫斯基式的有艺术特色的旋律是很难的。就算是流行音乐，一天到晚写歌的歌手，写一首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也很有难度。我能想起来的歌曲，有《在希望的田野上》，有《一无所有》——它简直是把所有人震翻了，还有郭峰的那首《让世界充满爱》，当时真的是耳目一新。
记者：您对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很关注，从姜文的电影到海子的诗歌都在您的视野里。青岛交响乐团演绎过您的《春天，十个海子》，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大河》也被您改编成了音乐诗剧。
郭文景：我对当代诗歌、文学、美术非常关心。现在，我不关心电影了，姜文是例外，他的电影都是很好的。姜文正在做一部新片，大家一定要关注，大概是以郎朗为故事原型，我很期待这个作品。陈凯歌的电影《和你在一起》也很好，我当面赞扬陈凯歌，他也特别开心。我说：中国的电影里面很多演奏乐器的场面声画不同步，全都是错开的。《和你在一起》里，男主角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第一次看到声画同步，以往的影视作品里演奏柴可夫斯基作品，乐器跟演奏者的手型总是对不上。所以，《和你在一起》的剪辑获得那一年的金鸡奖最佳剪辑奖。
山东，母亲的故乡
记者：您对山东有什么印象？
郭文景：我小时候回过山东海阳县。那是7月，我去看望姥姥姥爷，这个亲戚带一点花生那个亲戚给面果子，大个的花生让我感觉山东真的太富裕了。我妈妈是独生女，海阳属于老解放区，她早年参加革命一路去了重庆。小时候，家里隔三岔五地收到从山东寄来的一个袋子，里面有花生米什么的。
青岛是个音乐重镇。我的朋友圈里一天到晚有人在青岛举行活动。郎朗、吕思清、宁峰都有他们的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有很多的专家活动。谭盾不久前还在这里举行了音乐周。5月，青岛交响乐演过我的《远游》，由女高音宋元明演唱，是我根据西川的诗歌写的作品。
记者：五六月份，国家大剧院组织了原创歌剧《红高粱》调研组，媒体报道了您和莫言一起在山东采风，收集类似聊斋俚曲、五音戏等民间音乐艺术。歌剧《红高粱》的创作有新进展吗？
郭文景：我们这次到山东一路走了高密、即墨、淄博等地，寄回北京几大箱子资料，回去后，我还要慢慢消化采风收集的内容。预计从今年8月到明年8月，我都要投入到《红高粱》的创作。写歌剧《骆驼祥子》的时候，我买了一大堆北方鼓书艺人的唱片，一直听到我自己都能随便哼唱鼓书。歌剧需要选剧本、抠唱词，所有音乐写完了，演员开始演唱、指挥开始排练，期间，作曲家都得守着。一部首演作品除了作曲家之外，谁都不知道该怎样呈现。总之，歌剧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创作。
记者：音乐界常说“经典是演出来的”。对于中国原创歌剧的呈现，是不是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郭文景：只有最优秀的音乐人，才会理解音乐背后的中国文化。比如，我跟国家大剧院合作的歌剧《骆驼祥子》，孙秀苇、田浩江等都是国际级的歌唱家，也是登上大都会歌剧院、欧洲歌剧院演出的名家，他们的演绎非常出色。确实，对中国作品需要更多重视。目前，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制作水平不错，从西方歌剧经典到原创歌剧，他们具有一流的制作水平。关于歌剧方面的创作，我还是很有兴趣的。（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青岛日报2024年8月19日8版
责任编辑：周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