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欢快的春节假期并不能缓解职业联赛的燃眉之急。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划，预计今年4月初开始的职业联赛新赛季将由即将挂牌的“职业联盟”一手操办，这意味着留给职业联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且不说中甲和中乙两级联赛的前景，单说中国职业足球的顶级联赛中超联赛，新赛季“活着”的目标就比“大展宏图”更加实际。

“缺钱”是最直接的问题。

上个月刚刚更名为“天津津门虎”的天津泰达濒临解散不再是小范围话题。球队上赛季的欠薪迟迟不能补上，球员自然不能在工资确认表上签字，2月28日是延迟交表的最后期限，就连球员都对最后的“奇迹”显得信心不足；

来自南京的消息，则是上赛季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苏宁（新赛季更名为江苏队）至今还没有开始冬训，全队都在等着老板作出决定才会有下一步动作，球队目前需要处理的事务是外教、外援向国际足联上告的欠薪官司。

和泰达集团一样，苏宁对旗下的中超球队也有“转让”的念头，不过连冠名都无法获得、只能单赛季注资约6亿元人民币“供养”一支球队的窘境，很难让苏宁将球队顺利转手。

泰达和苏宁不是个例，足球产业链条的萎缩才刚刚开始。

今年职业联赛还会分赛区、分阶段完成比赛（中部苏州赛区，南部广州赛区），由于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尚不具备条件，联赛的整体包装和商务开发极难达到预期，职业联盟希望比赛尽可能向球迷开放，以便俱乐部可以拿到门票收入。

门票销售这样的“比赛日收入”相当于“救急不救穷”的权宜之计，球队投资人和联赛赞助商的经济实力下滑才是根本。

因此“缺钱”所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联赛品牌受损。

投资人“断腕求生”，不仅是集团转型不力和足球无法造血，而职业联盟决意在本赛季完成扩军（中甲前2名球队直接升级，第3、第4名球队与中超排名最后2名球队进行附加赛），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顶级联赛的悬念。

职业联赛所面临的“断崖式困境”，是中国足球改革拨乱反正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疫情只是加速困难程度的因素之一——2015年初《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中国足球开始了疾风骤雨般的种种尝试：

5年间，校园足球的萌芽已经在全国范围显现，职业体系的青训结构已然逐步成型，国字号球队的保障工作更是“超一流”配置，能够为我所用的入籍球员多达6人，但“弯道超车”背后，中国足球仍然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只有足球回归“足球”，才能扫除进步路上的诸多障碍。

“足球”意识匮乏，是阻碍中国足球进步的第一拦路虎。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贵州都匀毛尖镇新建的一块五人制足球场被“临时”用于摆摊赶集引发球迷热议。

这块球场为《全国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首批重点推进城市都匀市专门建设的球场，都匀市同期建设球场一共13块，于2020年9月进行招标建设，属新完工球场。

从现场图片看，这块新建五人制球场质量相当不错：人工草皮铺设均匀，划线清晰，周围铁丝护网到位，就连球门挂网也无破损，因此这片球场被定期挪用为赶集场地着实令人心疼。

据当地球迷反映，“（赶集）每月4次，每次1天半”，“场内有废弃杂物，草皮受损”。

2月20日晚，都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公告，称截至2月20日晚18时，相关部门已将球场内破损草皮修缮完毕，并明确不再将该区域作为赶集区域，“做到专场专用”，“加强管护，提升足球场的使用效率，杜绝类似情况发生，鼓励、倡导更多的群众加入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

因政策扶持而好不容易建成的球场，自该“专场专用”，尤其在城镇当中，“呵护足球爱好者”殊为不易。

事实上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本身同样面临发展困境：有越来越多的体育运动项目可以供运动人士选择，譬如冬奥精神指引下的冰雪运动，而汹涌澎湃的电竞新浪潮更是因为能够给青少年带来源源不断的感官刺激而大受追捧，这让孩子们冲进绿茵场享受足球快乐的时间和愿望变得萎缩。

由于基础薄弱，足球的世界性难题在国内更加明显：以北京为例，2月21日京城骤然升温，午后室外温度超过25度，阳光暖暖微风拂面，正适合踢球发汗，但位于京城黄金地段的东单足球场却只有20多人进场奔跑。

尽管东单足球场改造尚未完成，只有半边场地可用，可是极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极亲民的价格，也很难吸引假期尚未结束的孩子。

和略显冷清的足球区相比，东单体育场的篮球区仍然如往常一样热火朝天——作为两个独立的职业体育项目，足球和篮球可以有多个维度对比，不过至少在这片普通的、公开的运动场上，篮球受到的关注更高，打球的青少年热情更高、水平更高。

北京城坚守绿茵场的足球爱好者绝对人数不少，春节期间开放的多个社会球场轮番运转，但“如何让球迷坚守足球”的课题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如何提高国足成绩”，毕竟职业联赛、中国足球忠实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决定因素。（来源 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 李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