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奈良》3月19日上映

从奈良到东北，再从东北回奈良，短短的几十年，凝结了日本遗孤两代人的辛酸与苦楚，更是牵动跨越两国的亲情与乡情，斩不断，理还乱。贾樟柯与河濑直美监制的电影《又见奈良》3月19日上映，影片用相对轻松、安静的叙事风格，试图本着大爱无疆的普世情怀，通过中国语境的表达，为这段历史中苦难小人物的遭遇，注入温情。

电影以中国养母陈慧明远赴奈良寻找失去音信的养女丽华为线索，以丽华的日本名字为突破口，通过象征手法，把日本遗孤被边缘化、失去自我存在感以及异乡的孤独感，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电影所反映的是日本遗孤在日本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题材敏感，点到为止。其实，日本遗孤回归母国后，多数人无法融入日本文化，不被日本家庭接纳，面临跨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困境。

日本的“异乡人”

战后日本丧失了海外殖民地，为凝聚民心，复兴国家，日本精英在文化上努力建构单一民族国家认同。日本一度呈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团结一致谋发展的情绪，这为日本经济腾飞起到不小的作用，但也留下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观。

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逐渐老龄化，日本面临少子化、劳动力短缺的大问题。日本从劳动力出口国，不得不变成劳动力进口国。这挑战了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让很多日本国民不适应。

上世纪70年代，接受印尼劳工是日本从单一民族国家走向多元的标志。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历史当口，中日恢复邦交，日本遗孤为了回归日本故里，也为了谋求日本高福利，从而踏上归国的道路。归国遗孤很多是来自东北的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多数年龄偏高。

从文化认同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所以，他们刚回到日本就获得了类似印尼劳工的社会地位，被定义为“异乡人”。这导致遗孤们不被认同为日本人，同时也丧失了中国人身份。这在文化心理上，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孤独感、陌生感、被抛弃感尤为强烈。

日本NHK关于遗孤的纪录片有很多种，日本对他们的叙述更多是描述苦难，表达同情，从未反思战争，反思日本政府对这些人的亏欠，同时也没有在“语言叙述”的角度真正接纳他们为日本同胞。日本人叙述这一问题的视角极为片面，客观上不利于日本社会对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接受度。

遗孤归国，文化格格不入

除了日本社会、大众媒体对遗孤的认识存在偏见外，中日的文化差异、发展差异、认知差异，也是导致遗孤融入日本困难的重要原因。日本学习了东方文明，又杂糅了西方文明，在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方面，在对亲情的认识方面等，都与中国不同。

遗孤回国后，多数与日本的父母、兄弟姐妹无法生活在一起，甚至有些见了一面后就不再往来。很多遗孤年纪大了，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日本，孩子长大后已经不会中文，而自己不会说日文，最终导致自己与孩子都无法沟通。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婚姻选择上，多数遗孤以及遗孤二代、三代依然会考虑与中国人结婚。身在日本，寻找中国配偶并不容易，所以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唯有与中国人结合，才能排遣他们内心的孤寂与思乡的寂寥。

很多遗孤终其一生都没有改掉中国人的习惯与中国的语言，行走坐卧，俨然淳朴的东北人。对他们来说，日本是祖国，但东北才是故乡。然而，日本政府的一些特殊政策，让他们与故乡不得不说再见。电影中晓霞的悲剧，其实与日本的特殊政策也有关系。

融不进母国，回不去故乡

在《又见奈良》中，养女晓霞与陈慧明失去了联系。陈奶奶去奈良寻女的过程中，慢慢解开了晓霞与她失去联系的原因。其实，电影并没有触碰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日本政府对遗孤的强制同化政策，客观上导致遗孤“融不进日本，回不去东北”的残酷现实。

中日建交后，日本政府对遗孤的归国总体上是积极的。只不过，日本政府急于求成，希望他们快速日本化，融入日本社会，自力更生。遗孤回到日本后，政府会安排生活指导员，帮他们融入日本。他们有机会参加日语培训，学习日本语言、文化和基本技能。

这些行为的发心都是好的，然而在执行的层面上走样了。如，生活指导员、日本亲戚等，会强制要求遗孤断绝与中国亲友的联系，不再说中国话，强制说日语。这导致了恶劣后果——很多遗孤的子女、孙辈，甚至以家人曾经是“中国人”而深感耻辱。

按照真实的历史逻辑，晓霞应该是遭受到日本亲友、社区、生活指导员等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断绝与中国养母的联系。然而，人心是肉长的，感情是不可能磨灭的。这种反人性的教化、同化和改造政策，对遗孤一代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后来日本遗孤通过与政府打官司的对抗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些不友善政策的强烈反抗。

中国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在表达遗孤问题时，更多是“中国叙述”，讲述中国人的宽容、伟大、母爱、无私，然而很少有人从日本遗孤的角度，深入了解他们精神世界的漂泊与痛苦。《又见奈良》在不失中国叙述特色的基础上，基本做到了对遗孤本身的关怀，非常可贵。

责任编辑：单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