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邵琦近期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略(增订本)》，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艺术设计及建筑方面的思想及理论。这部时空跨度从先秦至清代的著作，通过剖析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和思想，真实、客观地阐释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呈现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整体特质与延续性。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为什么还能润养现代人的头脑和生活？其强大的生命力根源是什么？当下的设计师、文创人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古圣先贤对设计的思辨，以及“天人合一”“不与物交”等依然时尚、流行的设计关键词？ ——编者

Y椅是丹麦设计巨匠、“椅子大师”汉斯·瓦格纳（Hans Wegner）最得意的作品之一，诞生几十年后多次被复刻，仍然行销全球，在世界各地的咖啡厅、餐厅以及人们的家中，你仍能时不时发现它的身影。

实际上，Y椅轻盈优美、去繁就简的外形正是取材于中国明式家具。在当代设计之中，被视为中国古典家居发展高峰的明式家具影响力不小，不只是汉斯·瓦格纳对其青睐有加，各路设计师也不断从中汲取养料。而这只是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对全球设计、当代设计影响的一个缩影。

邵琦教授认为：“连绵数千年而未曾间断的中国文明的基础是同样连绵数千年而未曾间断的造物设计，其间凝结的造物设计思想，不仅指导了过去的造物设计，构筑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石，同样，也对当今的造物设计有着现实有效的启示。”

强大的生命力

在于依循生活原本的希望

用邵琦的话来说，要揭开中国古代设计及其思想至今仍然活力无穷的奥秘，首先就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设计。对于设计，各派研究者都有相关解释。邵琦教授则认为：如果可以把文明大体分为文化和器物两大部分，那么与“器物”对应的概念就是“器”，与文化对应的就是“道”。而设计大抵可以看作是文化（“道”）与造物（“器”）的联结部。“联结器物与文化的是设计，联结生活与自然的是设计思想。”设计这一兼有性，使其具有推倒门墙，打通隔阂，沟通“道”与“器”的独特地位。

和西方古代设计为宗教服务、为神造物的理念不同，中国古代的每一件器物设计，或者说“人工物”的创造都以人们的生活希望作为出发点，作为原初动机。“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的物品，虽然因为使用者的不同社会等级，在装饰纹样、做工、规制、规模等方面有所区分，但从基本结构上来说，这些物件都差不多，反映的是有序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风貌。”

现代设计师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为设计而设计，要为生活而设计，能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设计才是好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与现代一脉相承。近年来，一些被设计界津津乐道的“新”理念，如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可循环设计、环保设计、人性化设计以及营销设计，虽然因为技术的发展，与其相连的设计手法与技术或许在古今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在设计思想上却呈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一以贯之”。

“设计这一概念是近代以来才逐渐盛行起来的，但人类行为的发生与实施却不是以概念的形成为发端的。”邵琦表示，从中国古代设计的遗存物品来看，无一不蕴含着人们最原本的生活希望。“中国古代设计受气候、地域、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呈现的是在有限制的环境、语境下让生活最合理、最舒适的样子。”正是这种根植于生活、依循人们对生活的希望的理念，使得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使得中华设计思想对外来的造物文化、思想有一种强大的“拿来主义”的融合、同化能力。

这也是当下中国原创设计师在多年学习西方设计思想方法后，仍能发展出新中式，国内消费市场在受西方文化多年影响下，依然能掀起设计国潮的原因。

设计伦理思辨

器物真能给生活带来幸福

不仅是“技以载道”“技进乎道”这些古老言论在现代设计领域有着难以回避的独特魅力，中国古代的书法家、思想家都对设计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现在听来仍振聋发聩，让不少设计师、文创人心明眼亮。

秦汉时代的董仲舒曾提出“同类相动”；魏晋时期有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气韵生动”、刘昼的“施用有宜”；隋唐的设计也早就有了“海纳百川”“善运众工”的理念。及至宋元，不仅有朱熹的“格物致知”、郑樵的“制器尚象”等思想，国家还颁布《营造法式》作为造物设计规范，在“文治”影响下出现简约平淡的设计风尚。作为设计高峰的明代，“知行合一”“日用即道”“巧法造化”的思想大行其道，影响深远。而在清代，不仅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哲学延续了先人“物以致用”的造物思想，而且工匠们还在欧风东渐的中西交流中师夷长技。“正视古典设计思想与现代设计理念之间的并行不悖现象，不仅在建构中国的现代设计时不可回避，甚至对于厘清有关中国社会认识上的偏失也极为紧要。”

研究梳理古圣先贤的设计思想，其中，先秦思想百花齐放时代的墨子，对设计的思辨更是让邵琦感到震惊。墨子不仅提出“生产”这个为了人类更好生存的观念，更是对造物者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行过深度思考。“墨子对造物进行反思，比如当时社会有物欲横流、雕缋满眼的一面，他认为统治者过度享乐必会阻碍社会生产，浪费社会财富，加重人民负担，使劳动人民衣食不足。”

邵琦在书中举了墨子对造物批判的例子：君主对宫室、服饰、舟车等的要求，譬如服饰，冬天的衣服轻便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凉爽，这些都已具备还嫌不够，还要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做锦绣华衣和金钩玉佩。结果男子因从事雕刻而脱离耕稼，使民众挨饿；女子因描绘纹采而放弃纺织，使民众受寒。民众因饥寒交迫而做奸邪之事，必然导致刑罚繁重，国家也会变得混乱。墨子认为“锦绣华衣和金钩玉佩”不应该被制造出来，提出了与“生产”相辅相成的“非乐”“节用”的造物思想。

一件物品被设计制造出来，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吗？这是中国古人早就开始思考的问题，对今天的设计师们仍有振聋发聩的启发。就像现代设计师设计一些坐具之前，应该思考的是，它们制造出来是否真的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舒服，而不是让人使用多年之后产生颈椎、腰椎的健康问题？

“按照西方的消费主义理念，只要有市场、有需求，就应该被制造出来，创造利润。而人们因为坐姿不佳导致的健康问题要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才会暴露。这时，西方社会又为人们配备了专科医生和治疗技术，这种‘先破坏再医治’其实很短视。”邵琦表示，和中国古人敬老尊老，与老人一起生活不同，西方社会一直是同龄人接触更多，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知道老年人所经历的各种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会用自己的经历，把他们遇到的问题告诉子孙后代，人们就能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待物品制造是否合理，哪些物品具有传家价值。这是西方设计造物思想所不具备的，而中国的古圣先贤却在这方面思考良多。”

与古为新有密码

走俏文创的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从如今博物馆文创的走红中，人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活力仍在。不过，邵琦对此有着自己的思考。除了故宫文创款款爆红，近期出现的三星堆文创也被卖到脱销，但邵琦认为，一些文创产品之所以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只是因为能让人“图个新鲜”。而真正能被人记住的经典文创产品，和古人的设计思想有着一致性，也就是能为人们生活所用，对人们的生活长久有益。

“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包容性，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使得各种设计理念、思想都能在这里得到回应。”按照邵琦的说法，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这些年人们看到了炒作限量鞋款、连夜排队抢购猫爪杯的短暂疯狂，也有越来越多人从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片段中摄取到了能量和精神养料，寻找艺术、设计和生活的真谛。

“这也是我编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邵琦坦言，除了总结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之外，他对《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略(增订本)》的出版还有另一层希冀：“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看到设计与生活的关联，从古人对生活的理解中发掘设计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为更多人带来一些参考和启迪，思考在当下该如何生活，并生活得更好。”

责任编辑：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