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
——何兆武
5月28日，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何兆武出生于1921年，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起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何兆武先生对国内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功不可没，因其在西方思想文化经典翻译方面的重大贡献，2015年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何兆武的口述史《上学记》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上学记》写的是何兆武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内容。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文史学者刘超曾评价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一经推出即受到多方瞩目，除了让人了解民国教育及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外，也让人们反思当下教育的种种困境。 ”
虽然何兆武是著作等身的大家，但他在接受采访时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个“废人”。他说，一个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换句说，人是有极限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 ”何兆武的弟子、清华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彭刚这样解释：“何先生的性格真诚而平和，他的这种自我评价，也同样如此。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做好了从事学术工作的充足准备，但是在他三十多岁开始直到年近六旬这一段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在一个学者最有精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运动频繁、学术发展停滞的时代。所谓‘报废’，绝非自谦，在我看来满怀沉痛和无奈。 ”
《上学记》节选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对好友Horatio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 ”
《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的莫罗阿的第一本书，傅雷选了他四篇传记小说，书名也是后起的。这本书我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如果一个人是好人，就好得不得了，拼命美化他，要是坏人就臭得不得了，使劲骂他。这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太狭隘了。但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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