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夺冠》虽然片尾打出了“本故事纯属虚构”的字样，但并不妨碍观众们调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共同的真实记忆主动去为一部电影完成戏里戏外的情感补全。

首个冠军

1981年11月16日，北京时间17时，东京时间18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日本大阪打响。中国女排的对手是东道主日本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典型的宋世雄解说开场白响起，他特有的高亢激昂、语速极快的声音，为中国女排酣畅淋漓的比赛做了最好的注脚。

赛前，日本队的主教练小岛孝治竟然没剃胡子，他告诉袁伟民，他要战胜了中国队，拿到了世界冠军再刮胡子。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完全压倒了占据主场之利的日本队，第一局，15∶8拿下。第二局，15∶7。中国队领先两局。世界杯的赛制计算小分，凭借此前的优异表现，2比0领先的中国女排其实已经夺得了冠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蹦跳着抱成一团，欢庆胜利。报道席上的许多记者纷纷离席去抢占专线，向世界发出快讯：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解说席位上的宋世雄挥动着拳头，嗓音沙哑：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队已经以2∶0连胜日本队两局，现在中国队已经荣获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了！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

虽然冠军已经产生，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日本队不甘心在主场观众的呐喊中丢了颜面，即使冠军丢了，比赛也不能输。而中国女排的球员们似乎还沉浸在晋身世界冠军的喜悦当中，转眼间，12：15，7：15，顽强的日本队将比分扳成了2比2平。

关键的第五局开始了，一开局中国队依然不顺，日本队再一次以4：0领先。中国队也拼了命地追，一口气追成8：4领先，但接下来，中国再一次以14：15落后。此时，日本只要再赢一分，就将取得全场比赛的胜利。

首个冠军，已经足够成就女排的荣耀，但这个冠军很可能要有一块瑕疵。袁伟民用了他的最后一个暂停，他发火了。张洁云后来回忆，“到第5局的时候，袁指导确实是发火了。不是真正的发火，是确实火非常大那种，对着我们相当于吼那种，‘你们如果输掉了这场球，这个球拿不回来，你们就是太丢人了，因为你们不是完全的冠军。’”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女排的牙关咬紧了。比赛继续进行，孙晋芳将球传给了4号位的郎平，郎平一记重扣，中国队夺回了发球权，此后，依靠郎平的扣球和周晓兰的拦网，中国队以16比15拿到了赛点。随后，中国队还是陈亚琼在发球，日本队的进攻，孙晋芳拦网得分，17比15。最终，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当之无愧地登上了第三届世界杯赛的冠军领奖台。这也是中国首次夺得的集体球类项目的世界冠军。

领奖台上的姑娘们泪洒衣襟，而中华大地上，不知有多少人为这激动的一刻流下了滚烫的泪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们彻夜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每逢重大比赛的决赛都遭遇东道主，但总能上演神奇胜利。她们迎来了“五连冠”。而夺冠的过程一次比一次激动人心。第二年的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首战告负，但随后，她们用连续6个3∶0夺得了冠军。中国女排用一次次艰难的胜利为自己书写了传奇。

竹棚精神

中国排球运动在“文革”中停滞了十余年后，1976年6月1日，袁伟民组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这一天，恰好是国际儿童节。袁伟民招致麾下的女队员们，其实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袁伟民与女排队员

排球运动，需要充沛的体能、熟练的技巧、顽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被“文革”打乱了十余年后，中国的排球队员很难具备前两项。但这可以靠后两项来弥补。从漳州基地的竹棚开始，女排姑娘们承受着近乎残酷的训练，从那时起就在训练中落实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当时的女排教练、袁伟民的助手邓若曾说，那时的国家队训练不像现在，主要练战术、配合，可以说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包括最基础的力量训练，队员们要承受在省市队时几倍的训练量。竹棚可以说奠定了女排的精神基础。1978年、1979年的时候，为了尽快在大球项目上取得突破，国家体委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水平，提出要大力发展女排运动，鼓励各地发展训练基地。郴州的反应最快，仅用40多天就把基地建了起来。

40多天的工期，不可能建起完备的设施，主训练馆实际上就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竹棚。一大一小两个竹棚，地板经常会起竹刺，训练救球时把队员的手都刺破了。这一点倒是与女排诞生之初的漳州训练基地保持一致。后来被称作“竹棚精神”的艰苦训练由此也得以延续。

那时的漳州基地已经颇具规模，各项设施也比较完备，之所以转场简陋的郴州基地，邓若曾说，郴州相对偏僻，有战术保密的需要，更关键的是，那时候人们相信，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磨炼人的意志。

1979年，在郴州集训之后，女排首次战胜了以意志顽强著称的“东洋魔女”日本队，夺得了那一年的亚锦赛冠军，郴州也由此被视为女排的“福地”。然而不久之后，世界女排的格局、打法发生了变化，技术型代表日本队的霸主地位逐渐被身体力量型的美国、古巴女排取代。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说，那时候古巴女排的六名主力身高全部超过一米八，美国女排的主攻手海曼，身高甚至有一米九五。中国女排迫切需要一名“重炮手”。那一年，求贤若渴的袁伟民在北京女排对江苏女排的一场比赛中发现了一门“重炮”，她就是郎平。那一年，郎平18岁。

袁伟民与郎平

当时的郎平虽有一米八四的身高，力量和技术却难以恭维。但袁伟民认定这是一块璞玉，精心雕琢。为了使郎平尽快成才，袁伟民让正当华年的杨希退居替补席，甚至情愿以洲际比赛付学费。事实证明，袁伟民没有看错人。在中国女排首夺冠军的第三届世界杯中，宋世雄报出了这样一组赛事数据统计，7场比赛,中国队共扣球1116次,其中郎平一人扣球407次,扣球命中率接近百分之五十。“铁榔头”的别号就此流传。

魔鬼大袁

当1976年中国女排初创时，袁伟民提出的口号是“三年打基础，五年出成绩”。到1981年夺得首个世界冠军时，这支队伍恰好五岁。

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鲁光当年在郴州跟随女排训练，真正见识了袁伟民。袁伟民站在球网旁的一个高台上，旁边是一筐白色的排球，他几乎是不间断地把球扣向对面。那里，受训的一个女排队员就要追着球飞身扑救。一个滚翻后要立马爬起来，因为下一个球紧接着扣了过来，而且是飞向了她最难救起的角度。

这种训练方法并非袁伟民所创，而是来自把日本女排带入辉煌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文革”前，大松博文曾来华短期执教，把他创造的“极限训练法”带到了中国。袁伟民那一代的排球队员，对此都曾有体会。据说当年大松博文训练日本女排时，训练场旁边都要摆一个木桶，那是为队员体力透支时呕吐用的，不过，呕吐之后，还要接着练。因训练残酷，大松博文得到了“魔鬼大松”的名号。大松博文有一句名言“人最苦的莫过于战胜自己。”在袁伟民日后所著的《我的执教之道》一书中，主旨之一也是“战胜自己”。

与“魔鬼大松”不同的是，袁伟民从不打骂队员，但其训练之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大运动量训练究竟有多大，没人能说得清，因为女排的训练量是没有上限的。袁伟民对训练量有特殊的计算方法。比如，以10个球为一组的扑救训练，每个人练三组。但这10个球是指扑救起的10个“好球”，没接起来的“坏球”不但不算，还要从好球里扣掉一个。理由是比赛中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等于丢了一分。这样一组球下来，队员们实际要扑救的可能要成倍增加，甚至到了最后体能透支，“坏球”多了，完成数量成了负数。但是无论如何，每天“账面”上的数量不完成，队员们是不能休息的。

中国女排身高体质各方面都不如国外，只有比别人多付出才会有战胜对手的可能。私下里，女排队员们对冷酷的主教练也曾称之为“魔鬼大袁”，但训练场下的袁伟民积威犹在，队员们对他又敬又怕。当时的女排队长曹慧英曾对鲁光说，和苏联女排比赛，从球网望过去，她们的腿比我们的腰还粗，不这么练，怎么打得过她们？练传球时，张蓉芳的手戳了，给高球她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一下，教练就专门给特别高的球，张蓉芳疼得一边哭一边传，即便这样也不叫停。一旁的队医跟着一边看一边哭。不止张蓉芳，12名女排队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故事一大把。

女儿国中的小伙子

排球训练中，最苦的就是练防守。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付美国、古巴女排强攻，袁伟民安排了男排队员做陪练，构成强大的假想敌。

在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原稿中，有一章就是专门写男陪练的《女儿国中的小伙子》。但后来发表时，被编辑拿掉了。以致直到20年后，人们才在女排新任主教练的位置上，重新认识了这位当年的“陪打队员”，他就是陈忠和。那时，陈忠和的主要任务就是观看主要对手的比赛录像，然后模仿她们的扣球手法。他能够把美国的海曼、古巴的路易斯等世界著名主攻手的重扣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连她们扣球时咬牙、瞪眼的表情也加进去。这种重扣打出的球的确如炮弹一般，打在身上往往要青一块紫一块。但做这种训练时，袁伟民甚至把球网挪到了离墙只有3米远，让她们躲都没处躲，只能硬接，突破心理障碍。

郎平与陈忠和

主教练袁伟民率队夺得了“五连冠”的前三个冠军，1984年奥运会夺冠后，升任国家体委副主任。2004年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袁伟民卸任后，他的助手邓若曾继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夺得了1985年女排世界杯的冠军。后因身体原因辞职。

郎平、袁伟民和陈忠和

责任编辑：单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