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2021年3月22日5版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正像是1934年公映的电影《桃李劫》中所唱的——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巨浪”涌起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正像田汉和聂耳为1934年公映的左翼电影《桃李劫》所作插曲《毕业歌》中唱的：“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彼时的青岛，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中共青岛地方组织连续遭到镇压和破坏。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一度被诸多文化界名流视为远离战争的文化“孤岛”——青岛，以国立青岛大学和文人志士聚集的文化机构为中心，多种文化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青春的文艺“呐喊”激烈回荡。年轻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燃聚星星之火，领导、发动热血革命力量，持续进行文化的反“围剿”，以先进文化占领国民党统治区，掀起青岛左翼文化运动的“巨浪”。

彼时的青岛，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20世纪30年代，在被看作是“‘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光大”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先驱”的“左翼十年”，青岛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卓著成就，开创了青岛革命史、文化史上的辉煌一页。

山雨欲来：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文化中心城市

从1897年德占青岛，经过短暂的日德战争，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青岛的局势基本趋于平静，因此也被许多文化名流视为一个远离战争的“文化孤岛”。而多年遭受列强的殖民统治，也孕育了青岛较之其他城市深厚的西方文化积淀。

这座表面看似风平浪静的“孤岛”，并非一座封闭之城。相反，当时汇居此地的人们，能够多渠道率先接触到其他城市难得一见的西方报刊，诸如英国的《泰晤士报》，日本的《青岛新报》等等。同时，在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之后，新式学校的创办方兴未艾，尤其是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建立，1930年在此基础上创立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组为国立山东大学。作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奉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破除门户之见，也为青岛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孕育与传播的自由先导之空气。

山雨欲来风满楼。20世纪30年代前期，青岛的文化、教育、科研事业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大批文人名士云集青岛，他们不仅因青岛的山海自然美景而来，更倾慕这座城市日益浓厚的进步人文气息。人才的汇聚，尤其是进步知识青年群体济济，推动青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彼时的青岛无疑成为与北京、上海比肩的北方文化中心城市之一。

文学对于进步文化的接纳与表达最为敏锐。近百年前，国内一大批文人名士云集青岛，不仅在这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秀，更创作出轰动文坛的诸多新作：王统照的代表作《山雨》，洪深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闻一多的长诗《奇迹》，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1935年9月15日，老舍发表在青岛《民报》上的诗作，80年代《青岛日报》重新编发。

当时有几十种报纸为文艺创作提供有力阵地。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期，青岛的本土报刊有《民报》《青岛时报》《青岛晨报》《新青岛报》《青岛新民报》等，总数超过20种，将其他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城市文艺之繁荣绝不亚于北京、上海和天津。而与此同时，进步戏剧演出也空前活跃，同时盛极一时的还有绘画、书法、音乐、摄影、电影、曲艺等不同的艺术门类。

青岛报纸刊登海鸥剧社演出信息。

城市文化的繁荣盛况单从高校的师资即可管窥。上世纪30年代初的国立青岛大学，吸引大批新文化运动“闯将”和自然科学家来青任教：著名诗人闻一多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著名文学家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育家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汪公旭代理工学院院长，物理学家蒋德寿、王恒守任物理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任生物系主任，赵涤之任土木系主任兼机械系主任。此外，文学家老舍，历史学家丁山，戏剧家洪深，小说家王统照、沈从文，楚词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闻宥，诗人陈梦家，物理学家丁西林、任之恭、王淦昌，化学家傅鹰，生物学家童第周、林绍文、沙风护、秦素美……这份“大神”级别的豪华阵容名单，塑造了青岛人文、自然科学气象的巅峰时期，也为当时在苏联、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备足了可资蓬勃生长的土壤和养分。

文化反“围剿”：“左联”组织青岛创立

文学史家王瑶在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自从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建立了反动的黑暗统治，在文化方面也同样掀起了残酷的反动‘围剿’，人民大众的文化战线就不能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用种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来作反‘围剿’和文化革命的深入活动；左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地进行，并在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广大深刻的影响的。”

当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进步文艺社团组织很多，但相对分散，力量单薄。其中就有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创造社”，它的创建时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步。还有1927年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创立的“太阳社”，它们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振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来自“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艺术剧社等进步文艺社团的成员群集。

正是在我党的统一部署下，分散的无产阶级文艺阵营形成合力，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作为“左联”主要领导成员人之一的诗人冯雪峰回忆：1929年，时任中宣部干事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找到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要他去同鲁迅商谈，并拟定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随着“左联”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1932年提出一项具体的工作决议：“应当向着群众，实行文艺大众化……青年文艺团体应当是‘左联’的后备军，在文艺斗争的路线和政策方面，完全接受‘左联’的领导，要努力发展新的组织。”也是在此项决议中，提出了“必须在最短期内在广州、汉口、青岛、南京、杭州等地建立起‘左联’支部或小组”。

青岛“左联”就是在此大背景下，根据青岛市委部署，由国立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组建。它由最初学生们成立的新文学研究会、时事研讨会、读书会等文学团体发展而来，先在校内发动，继而向社会拓展。

青岛“左联”最初的成员中，确知的只有王林、李林和俞启威，三人均为当时国立青岛大学学生，也都是中共党员。而“左联”青岛小组成立不久，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俞启威继任国立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与乔天华一起，发展了姜宏、王涛、杜宇、王令菲、陈迈迁、于黑丁、周浩然和郭锡英等加入青岛“左联”。

在鲁海撰写的《青岛老报故事》中，特别讲到：1932年下半年，青岛“左联”由山大发展到社会上，市委宣传委员俞启威（又名黄敬）发展杜宇加入青岛“左联”，杜宇初为编辑，后又升任主编，1933年兼任社长。而因身为地下党员的姜宏、王令菲先后也在《民报》担任编辑，民报社自然成了青岛“左联”的主要活动地。

那时，青岛地下市委青年委员乔天华的公开身份是崇德中学（今青岛十一中）教师，学校距民报社也很近，经常去与杜宇交谈，乔天华在报上编有《春笋》周刊。青岛“左联”当时还有一个小组，对外称作“灯塔文艺社”，有于黑丁、周浩然、郭锡英（又名林映）等成员，灯塔文艺社出版油印地下刊物《汽笛》，又在《青岛民报》出刊同名《汽笛》周刊。

摧枯拉朽：进步文艺生力军在青岛团结壮大活跃

“我们加入‘左联’，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劳苦大众和苦难的中国同胞，写文章只是我们一个方面的工作，一种革命的工具。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劳苦大众和苦难的中国同胞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当时曾有“左联”成员这样概括“左联”的重要使命。文艺作为战斗的武器，摧枯拉朽，在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岛“左联”主要成员王林。

在青岛地下党组织领导下，青岛先后成立“左联”和“剧联”等左翼文化组织，革命进步文艺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其中，青岛“左联”更以“读书会”、汽笛文艺社、海光文艺社、荒岛书店、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等不同组织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群体和个人，他们传播进步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宣传抗日救国，以文艺为枪，活跃在青岛的文化舞台上，使进步文化始终占据着这座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的城市。仅以荒岛书店为例，上世纪30年代的荒岛书店的书架上，全国“左联”的刊物、图书以及革命进步书刊，源源不断，从这里传播至大中学生、知识阶层和部分工人当中，有效推动了进步思想文化的普及。

青岛“左联”主要成员俞启威在演讲。

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党外作家尤其是青岛地下党组织关注的对象。乔天华就曾明确说过：“左联主要联系对象有王统照、沈从文。”王统照是“五四”时期的著名作家，1927年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思想苦闷的王统照来青定居，而他在青岛的好友杜宇、于黑丁都是青岛“左联”的成员，他也成为青岛“左联”活动中心——位于福建路上的民报社的常客。正是在这些思想进步的朋友们影响下，王统照创作了诗集《这时代》和长篇小说《山雨》。那时的他曾说：“思路渐渐的变更，不全是轻清的叹息和虚渺的惆怅了。”

彼时，与青岛“左联”联系密切的作家都不断推出新作，其中有臧克家创作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蔡天心创作的中篇《东北之谷》，吴伯箫的散文集《羽书》……同一时期，左翼作家老舍在青岛写下《骆驼祥子》，萧红写下《生死场》，萧军写下《八月的乡村》，舒群完成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王亚平写就诗集《都市的冬》……它们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代表作。应当说，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坛占据一席重要位置，与青岛左翼文化运动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密切相关。

从1946年《岛上文坛总巡礼》中的记述，可窥得当时青岛左翼文学之盛况：“岛上文坛沉默过一个时期，接着便是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之浸入。《民报》便是影响这个风气的第一个，那时《民报》差不多是居岛上新闻界之首座，姜宏、杜宇、孟超都在《民报》任编辑，撰稿性格，皆因这种风气为标准，因之，作品的人物，差不多成了‘洋车夫’‘缝衣女’‘流浪者’‘乞丐’等，背景也离不开‘马路头’‘大杂院’，内容也离不开‘穷困’‘饥饿’‘灾难’等。一时风气弥漫，几乎是千篇一律。”

在青岛“左联”之后，青岛“剧联”（青岛左翼戏剧家联盟），青岛“语联”（青岛左翼世界语者联盟），青岛“社联”（青岛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左翼组织相继成立。进步文化实力继续壮大蔓长。

青岛左翼作家周浩然设计的《汽笛》刊头。

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之上，左翼戏剧同样占据舞台焦点。此时，洪深创作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剧本《卖梨人》和以他在青岛的真实人生经历为蓝本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崔嵬改编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则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代表作。青岛“剧联”组织创排的《月亮上升》《工厂夜景》《乱钟》《S·O·S》《婴儿的杀害》《雷雨》《日出》等剧目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使反动戏剧无法存身，当时甚至出现了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剧团演出共产党人夏衍、田洪、于伶等编剧的剧本的情形。

应当说，20世纪30年代，正是在青岛党组织的正确、坚强领导下，青岛各左翼文化组织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将文化与斗争相结合，推进了近百年前青岛文化事业的早期发展。（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本版稿件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协助采写）

责任编辑：程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