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2021年4月24日6版
青岛学运: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不屈不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校党支部发动,国立青岛大学学生成立反日救国会,选派代表赴首都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出兵东北收复失地。
1935年,受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国立山东大学学生立刻行动起来,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抨击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后遭青岛当局军警暴力镇压。
1947年6月2日,为响应北京大学学生呼吁,国立山大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罢课游行示威,遭到军警血腥镇压,152名学生被捕,多人被打伤,时称“六·二”惨案。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青岛这片土地上的青年学子以乳虎啸谷之姿,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奋力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像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1919年5月4日,一场由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在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上,学生运动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各地学生运动愈发高涨。在青岛,国立青大、山大学子投身抗日救国的坚毅身影是这片土地不能忘却的记忆。在对山东大学校史资料和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提供的相关资料梳理的过程中,那群年轻的身影越发清晰。从1930年起,国立青大学生在两年内发动三次罢课斗争。1932年夏秋之季,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后,进步学生继续推动抗日学潮。在解放战争中,山大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立山东大学校门。
“九·一八”事变后,青大学子爱国热情高涨
1930年秋,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学校规模有限,“科研勤奋,校风朴质,温古崇新,无学术门户之见”,各教职员一直关系融洽。1930年秋至1932年夏,国立青岛大学开办的两年时间里,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进行内战和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的时期。
在《山东大学校史资料》中,《青岛大学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简述》一文回忆了“九·一八”事变后,在青岛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学潮。
“九·一八”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抱定“宁赠外人,不予家奴”的主张,在民族大敌面前采取不抵抗主义。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等地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
此时,日本侵略者在青岛又寻衅烧毁国民党市党部,企图造成第二个“九·一八”事变,趁机侵占整个山东。1931年9月25日,中共山东省委下达通告第一号,要求各级党部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30日,省委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的宣传大纲,号召工农兵及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
1931年春,青大党团支部已经成立起来,王弢(又名王林)任书记。支部组织大家秘密散发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自发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传单。中共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指示支部:“要根据大多数同学爱国反日的要求和觉悟,由一般宣传走上实际行动,在实际行动中逐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此时,青大支部多次想成立反日救国会,组织力量,开展反日救国斗争,但由于党团员力量有限,几次成立反日救国会都遇到了阻碍。
成立“反日救国会”,赴南京抗议
1931年10月1日晚,经党支部发动,青大学生在该校大礼堂成立反日救国会,选出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反日救国会成立后,即日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集中实力,一致对外,并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出版《青大校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党团组织还秘密散发传单,“号召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动员同学参加义勇军,走上抗日战场。
国民政府教育部闻讯后,要求校方阻扰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并对阻扰、镇压不力者给以撤职查办。并以青岛环境特殊为由(在“五三”济南惨案国民党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青岛不许驻中国正式军队,官员经日本认可才能任用),限制学生爱国运动。在此情形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反而更加高涨,他们不满以校内活动为主,要求走向社会扩大影响。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纷纷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基于此情况,党支部依据市委指示,发动同学向救国会提出:赴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并且把请愿运动扩大到全市全省。此主张一出,点燃了更多学生的爱国热情,大多数同学要求立刻召开大会,通过赴南京请愿的决议。
11月30日,反日救国会在该校大礼堂举行大会,全校近200名学生和近百名教职员工出席了大会。爱国学生与校方展开激烈辩论。其间,校长与部分老师因不支持学生赴京请愿而中途退席,在他们离开后,同学们一致通过了罢课赴南京请愿的决议,在场同学一致在誓言书上签名。同时决定文、理、教育三个学院各自组成一个中队,共179人, 分别推举许星园、俞启威(黄敬)、李仲翔为中队长,杨翼心(杨希文)、魏少剑为请愿团的领队。
青大请愿团成立后,中共青岛地下市委推动各中学学生支持响应青大学生请愿运动,然而,不少运动刚刚发起,就被国民党当局镇压。12月2日,青岛大学南下请愿团179人自学校整队步行去火车站,启程南下。此时,济南的学生群众原本打算在火车站与青大学生会合,联合行动一起去南京,由于受到济南国民党军警的破坏,他们以接待为名,暗地里分割了济南学生与青大请愿团的联合行动。
国民政府门前请愿,逼蒋介石表态
根据《青岛大学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简述》一文中当事人的回忆,请愿团南下途中,他们利用停车时间扩大宣传,沿途点燃起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其中,泰安、徐州等地的学生集结到火车站欢迎慰问,不少铁路工人自动鸣鞭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列车到达浦口后,南京国民党当局表面上看似同情学生的请愿运动,组织大批人员在车站“接待”,实则是监视请愿团的活动。他们派海军船只把青大请愿团接到长江南岸下关,并送上水、饭,让他们先住下休息。但此时学生们迫切地想要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立即到国民政府请愿,高呼口号要求蒋介石立刻出兵收复东北失地。请愿团的同学在政府大门前等了近四个小时,终于等来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前来答话,他以中枢要员正在开会商讨国事为由,让请愿同学不要妨碍国事,并向同学承诺,蒋介石会在散会后接见同学。由于请愿团事先没有与沪宁各校学生取得联系,只得随国民党“接待”人员到中央军校住下。
12月4日下午,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以“训话”的名义接待了请愿团,一同“听训”的还有北平等处的学生请愿团。蒋介石说,现在日本太强,中国太弱,和日本开战就是自不量力,并以“开战后三日,日本就可亡中国”等危言耸听蒙蔽同学。
请愿团“听训”回来后,大多数人对蒋介石的发言表示不满,但也有人暂时受到蒙蔽,对其抱有幻想,就在大家思想情绪不稳定之际,一封从青岛寄来的匿名信加剧了同学的慌乱不安。信上写道:请愿团擅自南下,破坏校规,如果不立刻返回青岛,学校将开除请愿团代表,并对参加请愿团同学每人记大过一次。青大的党团员本来就少,在请愿团中又未掌握实权,虽然看清了这封匿名信背后暗藏着破坏分子和国民党当局的欺骗,但却无力挽回颓势。
《青岛大学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简述》一文中提到,这次请愿运动收到了一定效果,它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和国民政府的卖国原形,打破一般学生仍对他们抱有的幻想,进一步团结了爱国学生。
成立“非常学生会”抵制“学分淘汰制”
南下请愿后,青大党团支部,根据市委指示和前几次的斗争经验,在校内扩大党团力量,并用各种组织把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在支部周围。他们组织了时事讨论会、读书会,并在1932年春成立了海鸥剧社。
海鸥剧社成立后,演出多以表现工人阶级被压榨的生活和阶级斗争为主的话剧内容,对青年学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当时,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报刊《文艺新闻》用“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来形容海鸥剧社的演出和活动。
校方感受到校园内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看到了同学逐步上升的思想觉悟,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指示,青大校方采取压制青年学生的行动,禁止学生借阅马列主义著作和中文进步书刊,同时推行“学分淘汰制”。
中共青岛地下市委指示青大支部发动同学,给反动的学校当局以有力回击,从中锻炼群众,配合全国的爱国反日运动。再通过支部讨论研究后,各院各系各班选举出代表,成立“非常学生会”。1932年6月16日,非常学生会综合同学们的意见,向校方提出数项要求:取消“学分淘汰制”,取消学生住宿费,图书馆学术公开等。这些要求遭校方无理拒绝后,同学们义愤填膺,于22日全体罢课,并发表宣言,不达目的,决不复课。
这次罢课斗争,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真正发动了群众,所以罢课斗争坚持了两个月。地下市委书记祖茂林以《青岛时报》记者的身份,参加青大支部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少数积极分子会议。他指示青大学生会把斗争向全市全省扩展,并派人去北平联系华北学生联合会和北平大中小学联合会要求支援。但就在此时,教育部忽然宣布解散青岛大学。
青大学生罢课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使国民政府教育部非常恼怒。7月3日,教育部奉行政院令将青岛大学解散。更不幸的是,此时中共青岛地下市委机关被国民党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被捕,领导罢课斗争的王弢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青大罢课斗争失去了领导。1932年9月7日,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学校易名后,建立党支部继续战斗
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后,原校长杨振声辞职,赵畸(赵太侔)继任校长。革命力量也受到严重摧残,王路宾在《山东大学一段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中记述,“此时,学校就只有一个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员李香亭同志了。这时主要由青岛市地下党的负责人李大章同志联系。”
国立山东大学抗日救国会通告。
1933年10月,山东大学党支部成立,成员有李香亭、李实谔和王路宾,李香亭任书记。党的活动较之前相比有所加强,青年进步活动逐渐展开。他们通过组织读书会等活动,有计划地组织同学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并在《青岛日报》《青岛民报》等报纸上发表进步文章,通过这些活动,发掘培养对象,并于1934年春确定陈延熙为发展对象。
青岛本埠报纸报道国立山大学潮。
1934年8月,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负责与山大联络的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迅速转移至上海,山大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后,王路宾和陈延熙依靠此前在山大建立的革命阵地继续开展活动,团结进步同学,在新同学中组织读书会,抨击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5年,受到北平学生运动的影响,国立山东大学学生立刻行动起来,于12月18日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王路宾回忆,旧历正月十五,青岛市举行三号码头落成典礼,学生们利用这个时机到人群中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如此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让国民党青岛当局感到害怕,1936年3月1日,因山大当局勒令学生救国会骨干李声簧、王文义等6人退学,引起全校学生强烈不满,抗日救国会组织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同学们纷纷登台演说,慷慨陈词,反对学校当局镇压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国立山大的学生运动令国民政府高层坐立不安,南京政府密令青岛特别市市长兼海军陆战队司令沈鸿烈对山东大学学生进行武装镇压,1936年3月8日黎明,青岛市军政当局派出军警500多人,将山大第四校舍团团包围,砸门破窗而入,搜捕学生代表和被开除同学,许多同学被打伤,当场拘捕学生32人,内有女生8人。
这时,教育部特派督学孙国封专程来青协助解决山大学潮问题,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软硬兼施,要求学生同意复课,但学生们认为抗日行动是正义的,所以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此次罢课长达半月之久,罢课斗争中,山大学生表现了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支持“反内战、反饥饿”斗争,响应“六·二”学潮
1937年国立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迁往安徽安庆。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此时的青岛是美帝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军事基地,反动军警宪特力量相对集中,统治较严,加上各地进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恶霸,流亡学校,形成强大的反动社会势力。
此时青岛只有山东大学一所大学,又经八年中断,复校开始,只有学生数百人,到1947年,共产党员也只有数人,没有编成统一的党组织。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斗争风暴,当月下旬,北京大学学生发出《告全国同学书》,呼吁在6月2日举行全国性的“反内战、反饥饿”罢课游行示威。
从石勃瑜写的《关于青岛六·二学运》一文中获知,其时,他是山大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他同山大地下党员、爱国进步学生一起成立了“青年新报社”进步学生团体,经由“沈崇事件”,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召集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了在6月2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决议,并成立“反内战、反饥饿”行动委员会。
5月,山大“反内战、反饥饿”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山大民主墙周围贴满了宣言、声明、文章,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公然出面发表所谓《告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书》,叫嚷“戡乱期间不许游行”。
6月2日,石勃瑜、刘冠文(石磊)等“反内战、反饥饿”行动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被捕,其余领导成员带领同学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非法抓捕行动进行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国民党反动派既不放人,也不准学生游行,双方僵持不下。黄昏时,国民党反动派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冲过来,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很多学生被打伤,甚至有人被踩在地下,昏迷不醒,当天共有152名学生被逮捕,造成了著名的“六·二”惨案。
部分学生被捕后,山大学子仍继续坚持斗争,他们组织“六·二”惨案后援会,以罢课斗争声援营救活动,并举行绝食斗争。在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压力释放了最后关押的四名骨干同学。
时任青岛市委委员的宋子成在《关于山东大学学运工作》写道:“这次运动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青岛发生,从总的方面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正义学生运动广泛开展的极大影响。”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青岛这片土地上的青年学子们以乳虎啸谷之姿,身负改天换地的志气和本领。就像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道:“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芝萌)
(本版稿件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院协助采写)
责任编辑:王逸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