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千万不要碰光，碰光必死。”2002年，行业内一位权威的企业家曾如是劝告对光通信产业跃跃欲试的周厚健。近20年过去，所有熟知海信发展历程的人都清楚，周厚健还是一意孤行地杀入了这个泡沫破灭之后不被看好的产业，并创下了接入网光模块出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的骄人业绩。如今，光通信已经成为海信to B业务“隐形冠军”战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国际权威市场研究机构讯石公司的研究报告，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的光通讯模块全球市场份额2020年排名第三，实现了从小到大的转变提升。

而当年，让周厚健下定决心的就是黄卫平。

黄卫平算是“科学家创业”的典型代表。早在1995年，在加拿大高校任教的黄卫平就和自己的学生以及同学在北美创办了阿波罗光子公司，一脚踏入了跌宕起伏的光通信产业发展大潮中。彼时，是他从麻省理工大学博士毕业的第6个年头。

与周厚健一样，黄卫平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从工厂考入了山东大学电子系。与周厚健不同的是，山东大学毕业后，黄卫平前往中国科技大学继续学业，1985年考取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攻读博士，主修光电子科学与工程。

上世纪90年代，正是光通信产业在美国最炙手可热的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大发展让光纤通信火了起来，资本和创业者蜂拥而入。用现在的话说，黄卫平和他的阿波罗光子公司站上了风口。

没过多久，凭着科学家创业天然的技术优势，美国一家资金雄厚的公司将阿波罗收购了。

又没过多久，光通信泡沫在美国骤然破裂，行业陷入寒冬，几乎人人“谈光色变”……

而就在这个时候，黄卫平与周厚健在美国相遇了。二人都笃定光通信未来一定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关键支撑产业，于是一拍即合。

作为创始人，黄卫平用青岛海信光电科公司（即如今的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新身份，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

在这里，他找到了最舒服的状态。周厚健和海信在企业经营管理以及产业化上的丰富经验，让黄卫平能够将他擅长的专业优势发挥到极致，也让他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同时教书育人。多年来，高校教授是黄卫平的另一个角色。时至今日，他仍在山东大学任教，担任信息学院院长。就是在海信内部，“首席科学家”或“技术与战略策划者”等头衔也是黄卫平格外看重的另一个身份。

不久前，在海信研发中心，黄卫平接受了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的专访。围绕光通信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科学家创业等话题，黄卫平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可能正是“科学家创业”的经历，让黄卫平看待问题时既有科学家对技术趋势的敏感，同时又对能否转化为市场化的产品格外看重。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光电子将与微电子一道，成为支撑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基础产业。正如很多产业所正在经历的一样，中国光通信企业正从跟跑到逐渐并跑，而未来要实现领跑，学会自己定义产品是一项关键“技能”。

回顾自己的两次创业，虽然有一些成就，但黄卫平对科学家创业始终抱着审慎的态度。在他看来，科学与商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与矛盾。他把自己的创业经历看作一种“意外”的“非典型”成功——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恰好遇到了海信，遇到了周厚健这一最佳“合伙人”。更重要的是这种机缘顺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产业崛起的潮流，成就了这些时代的幸运儿。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卫平

光通信：越来越“无感”，却越来越重要

记者：作为一种通信基础设施，过去十几年光通信产业的起伏一直都与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速度正相关。全球第一波产业热潮的兴起，背景之一正是日本和美国对“光纤入户”的大力推动。如今，光纤的普及率大大提升，移动网络飞速发展，手机已经成为网上冲浪的主要工具。光通信产业发展步伐是否会逐步放缓？

黄卫平：恰恰相反。光电子以及光通信产业将成为驱动整个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十几年将是产业的黄金发展期。这也是海信宽带一直坚持在光通信领域布局的原因。

光纤是目前人类发明的最好的通信介质，它是一种直径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细的玻璃纤维，却具有超出传统通讯系统数十个数量级的数据传输能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连接的内容和传输的数据量越来越多，对光通信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3G、4G、5G移动网络越来越普及，大家感受到的是手机能通过基站发射出来的信号直接连接到网络上了，但其实在看不见的地方，仍然是光通信在发挥作用，对光通信器件的需求量更是有增无减。比如光电转换的核心器件光模块，一个4G基站通常要用到5-6个，我们能看到的每根天线其实都需要一个光模块。5G信号波长短，基站天线更多，光模块需求量也更大。

记者：我们正步入一个光通信和光电转换无处不在的时代。

黄卫平：不只是通信网络，近年来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的发展也为光通信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数据中心，实际上就是大量的计算机和服务器，如今大量的互联网计算都以云计算的形式在数据中心进行。过去，服务器之间连接使用铜线，但传输速度太慢，很难满足当下的数据计算要求。现在机柜之间全部采用光纤连接，由此产生的光通信市场是巨大的。还是以光模块为例，每一根光纤两头都各需要一个光模块。粗略计算，建设一个数据中心购买光模块的成本与购置服务器的成本基本相当。

记者：应用场景正在飞速拓展，那对光通信的技术是不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黄卫平：是的。整个产业正在迭代。光通信产业从通信时代步入了计算时代。过去，光电转换器件只是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问题，但未来还要解决计算单元与计算单元之间的连接问题。

随着互联网发展，需要计算的地方越来越多，对计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摩尔定律逼近极限，微电子芯片的性能也在逼近极限，单台计算机或服务器的计算能力面临天花板。计算方式开始由过去的单台计算转变为多台计算机同时并行计算，光器件就是关键支撑，光模块的转换和传输效率必须更高。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能感受到这样的变化。比如电视越来越薄，厂商开始将处理器外挂，中间用光纤连接。通过光纤，处理器也可以连接更多屏幕。未来，智慧家庭场景中，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家庭中会有计算中心和边缘计算，光电转换会发生在几乎家庭每个角落。

芯片：展现对产品的理解和表达

记者：芯片是近两年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随着光通信技术的演进，光电子芯片的重要性是不是越来越突显？

黄卫平：光电子芯片和微电子芯片将是支撑未来数字化时代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与微电子相比，光电子芯片还是一片蓝海。随着市场对光通信需求的日益增强，光电子芯片在整个芯片市场中的占比会逐步增加。当前，光电子芯片的市场规模与微电子芯片的十分之一。再过5年，大约能提高10%至20%；再过10年至20年，比例会更高。

如果用微电子类比，光电子芯片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当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微电子芯片。还没有像微电子一样，形成设计、晶圆制造、封装等垂直行业分工，集成化的趋势也刚刚显现。而产业竞争核心方向，就是在集成、先进封装等半导体上的竞争。

记者：“光电子”与“微电子”是什么关系？是泾渭分明还是会有越来越多产业交叉？

黄卫平：先进的微电子技术给光电子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借鉴。比如在数据中心中使用的光模块产品，由于并行计算的要求，传统的光器件和模块技术很难应付由此带来的系统复杂性，而硅光或其它混合集成以及光电合封等先进半导体技术则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而随着各行各业计算需求的不断增强，借助于微电子CMOS生态体系和行业模式发展起来一个高度集成化的光电子技术一定是大势所趋。目前，世界上最厉害的光电公司都是半导体公司。

记者：要拥有光通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向上游拓展，布局芯片是必由之路吧。否则，我们在其他产业曾经遭遇的“卡脖子”等问题又会重演。

黄卫平：读书学软件的时候，导师问我们一个问题，软件是什么？我说软件就是编程，但导师告诉我们，软件是一种语言，用来表达你的想法。芯片也是一样。芯片定义产品，展现企业对产品的理解和表达。从外面买回来的芯片，有的功能可能你不需要，你需要的功能又可能没有。现在苹果、特斯拉这些公司都在自己做芯片，不一定是为了赚钱，而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来，具有定义产品的能力。

中国产业越往高端走，就越要学会定义产品。

绝大多数中国光通信器件企业从组装起家，依靠光纤入户等市场机遇迅速做起规模。2019年，以光迅、旭创、海信等为代表的中国头部企业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全球市场规模的一半。但是越往高端产品做，自己不掌握上游芯片的弊端就越会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还有成本的考虑。越到高端产品，芯片越贵，占产品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以前做低端产品的时候，芯片到处都能买到，价格也很低，所以企业很少会想往上游走。比如10块钱产品，芯片成本大约3块钱。但高端产品就不一样了，1万块钱的产品，芯片的成本可能就要将近一半。

记者：在光电子领域，竞争态势如何？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多大？

黄卫平：中国在光电子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约只有1-2代，比微电子小得多，赶超的机会十分大。而且在光电子领域华人很多，比微电子更具有人才优势。近年来，光电子集成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海信就正在探索搭建光电子芯片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制造方面的服务支撑。

科学家创业：一半是伪命题

记者：近年来，科学家创业正成为一种风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创立了商汤科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学博士朱珑创立了依图科技……越来越多科学家带着自己的成果和技术走出实验室，来到写字楼，想借此换一种方式改变世界。作为更早的科学家创业者，您如何看待科学家的这一选择？

黄卫平：科学与商业之间，其实天然存在联系与冲突，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科学家所关心和关注的是技术可行性而不一定是市场潜力和产业过程。而商业却需要解决市场和产业化问题。两者需要不同的组织、技能甚至理念。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不需要跨界，但一定需要相互理解和配合。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家从商创业也许是个伪命题。

就像在光通信领域，很多科学家创业创办的公司，最后都被大企业收购了，科学家从创始人的角色回归到他更擅长的研发角色上。从产品角度看，在实验室做产品和生产批量产品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从管理角度看，企业管理思维和科研思维也是截然不同的，企业讲求产品和业绩，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考核体系。但学者所研究的环境通常要更宽松，也不喜欢时时刻刻被追问“投入产出比”。

海信曾经收购了两家上游的美国公司，研发和制造光芯片。两个创始人都是学术界著名级的科学家，在光电子领域都是“大拿”级别。当时公司整个操作都还是实验室级别的，研发了很多种产品。我们当时想，选中几个产品批量生产就好了。但结果完全不是那回事儿，量一大就有问题了，每一批之间的性能差别很大，完全不能满足要求。加之当时也缺乏一些管理经验，比如固定费用一直很高，研发和销售没有很好平衡，公司连接亏损了好几年。后来周董（周厚健）还特意亲自跑去美国公司现场做调研和指导，帮助解决了许多在企业和商业方面被认为是十分基础和基本的问题。

记者：也许是说，在您看来，科学家创业并不是让科学家转型为一个企业家，而是优秀的企业家让科学家在企业组织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

黄卫平：对。有一个优秀的合伙人，科学家才能在创业的路上事半功倍。我的第二次创业要说成功的话，正是有周董这样的“合伙人”。（海信）宽带刚创业时，先在国内开拓市场，但效果不好。随后就到美国找市场，第一个客户阿尔卡特就是周董亲自到美国跟我一起谈下来的。他懂市场，也懂研发。对研发有足够的理解与宽容，如今天会因工作业绩不达预期对研发团队发一顿脾气，但明天照样一如既往、无怨无悔地支持和鼓励你。

记者：优秀的企业都诞生于“寒冬”。随着产业周期的起伏，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甚至感受到这一点。现在回头看，诞生于光通信寒冬的海信宽带，是靠什么挺过寒冬，迎来春天？

黄卫平：我觉得技术的优势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最终成功的充分条件是卓越的经营与管理。而后者又是科学家不擅长的。

绝大多数中国光通信器件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其实都得益于中国企业的管理效率。这两年，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光通信企业的经营状况，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更高。这可能与行业普遍认知相悖。一般来说，欧美和日本的企业研发投入高，产品推出早，毛利高；中国企业一般研发投入低一些，产品推出较晚，毛利较低，二者的研发收入费用差等于产品毛利差。而中国企业的净利率反而更高，就说明管理效率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曾经全球最大的光通信器件公司，年生产光模块1200万块需要1万多工人，而海信一年生产2600万块光模块却只有3000多工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只靠成本和效率取得利润并非长久之策。如何高效管理一个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芯片公司与经营和管理一个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组装公司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这方面，中国企业也应该更上一层楼，在技术研发能力和经验管理水平上均不断提升，在实现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继续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孙欣）

原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傅维雄:

绿色能源是标杆“等”是要不得的  

在碳中和愿景下，能源行业发展面临重塑，企业绿色转型已经迫在眉睫。近期，在青岛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原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傅维雄作了题为“在绿色赛道中实现自我超越”的演讲，从思维方式、企业战略角度对企业绿色转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今后的排放治理、投资方向、境外业务、技术创新、融资要求、用户行为、政策逻辑，关键指向都是绿色。既要看到3-5年的渐变，更要明白5年之后的突变

走绿色发展、绿色能源的道路，是中国主动发起能源革命、产业革命的举措。企业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让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无缝对接。

绿色发展是全球共识，也是全球博弈，但终究是正确的未来打开方式。发达经济体在行动、推动，其他经济体在纠结中迈步。能源公平、能源安全、能源科技、能源政策正在形成争端和壁垒。无论如何，全球温升问题必须要解决，能源又是造成温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今后全球合作和治理的关键问题。

当趋势已成为现象，“等”是要不得的。现在的新能源发展已经是现象级，而不是几年前开始萌芽、开始起步的时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各国都在潮流的裹挟中转型。绿色能源已是标杆，今后的排放治理、投资方向、境外业务、技术创新、融资要求、用户行为、政策逻辑，关键指向都是绿色。既要看到3-5年的渐变，更要明白5年之后的突变。

所以，企业要换赛道，完成超越，成就卓越。对企业来说，要用力跳，摘下树梢上的桃子。如果领先了、跨越了，那个地方的竞争可能就不会那么激烈。

要克服赛道更换中的痼疾羁绊，否则升到新赛道不可能成功。要端正思想，做本质竞争力项目，高质量“走出去”，可持续合作。要理顺环境，包括决策、评估、考核环境，让企业在市场中成长。要优化机制，国企机制像民企一样灵活，民企管理像国企一样严谨，就会更加如鱼得水。

提高关键能力，在深水区、无人区锤炼，这几个能力比较重要。

融资创新的能力。对新能源项目来说，原来企业习惯的融资方式、融资渠道必须改变，项目融资是很重要的能力，包括境外融资、非中国金融机构资金、收益权融资、复杂架构融资。

全过程的风险控制和合规关系的能力。新能源项目政策变化很激烈，像越南的光伏项目，2019年6月30日前投产享有优惠电价，过了这一天就是新的电价。风能、太阳能规模都不是很大，往往都是委托当地人维护，而不是自己的队伍，企业够不着，甚至看不见，可能会对电力系统产生一些问题。

国际化的能力，包括视野、思维、管理和人才。要有全新的本土化经营能力。新能源项目有很多本土化的要求，不光是用工，还有产业配套等其他本土化的要求。运营要优化，企业在项目建设的时候，测算的数据、测量的资源情况需要在运行中优化，在政策变动中应变，这些在合同、协议里面要充分考虑到。

企业还要关注方向性问题，获得未来长期机会。尤其对一些“一带一路”国家，要重视东道国的需求升级变化的机会，包括电网机会、城市化机会、跨界合作机会；关注绿色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包括新型电网适应性、新技术商业竞争力；重视绿色能源高科技项目，不光重视应用项目，也要关注可能改变场景模式的科技项目，关注技术角度、政策逻辑以及商业化时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整理）

青岛日报2021年10月26日8版

责任编辑：程雪涵